出一点幽默。”《有不为斋斋集·方巾气研究》。这不就是“解衣槃礴”的气概吗？
胡启立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提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胡启立同志的话完全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那种执行命令式的写作，左顾右盼，在惟恐动辄得咎的心理状态中去写作，不是文学创作。张光年同志说作家们几乎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他们处于心情舒畅，思想活泼，信心充沛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创作竞赛中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发挥出较高的水平。而当他们由于主客观原因，一时思想紧张，心情忧虑，信心低落的时候，他们就感到笔下十分沉重。在这里，文艺创作的心理学原理，和体育比赛中的运动心理学原理，是有某些相通的。例如咱们引以自豪的女排名将，她们之所以能顽强拼搏，在奥运会上勇夺金牌，这和她们在比赛时克服了心情紧张、精神上处于一种自由舒展的状态是分不开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
当然，从作家这一方面说，也还有一个主观认识和主观努力使自己进入自由境地和自由状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还是不能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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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由与目的（1）
——“乘兴而行，尽兴而返”艺术创作或感情活动能否自由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目的性问题。我们认为艺术创作可以有目的，也可以没有目的。这不能强求或强加，应该承认，感情的抒发或表达本身就是目的。《世说新语》中有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故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尽兴而返，何必见戴？”
任性放达，这是魏晋文人的“通病”。王子猷这种行为在一般人看来不免怪诞或变态，但在这怪诞或变态的后边却又大有深意在：它符合情感活动的规律，情感是自由的，不受实用目的的拘束和限制。它不喜欢循规蹈矩，它常常是在怪诞或变态形式中抒发或表达的。朋友可以造访也可以不造访，想造访就造访，不想造访就不造访，对情感来说，充满希望的旅程胜于抵达目的地，旅程就是甚至高于目的地。梁启超提倡一种“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知不可而为”就是做事不管有无效果、效益都要热心去做；“为而不有”则更进一步，那便是“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这就是“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从而获得创造的自由。详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321—322页。如果与游戏比较，这意思就更清楚。我们知道，游戏就是为游戏而游戏，游戏没有另外的目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游戏了。人类从事游戏正体现了一个人对自身精力具有支配的自由权（不为实用）。难怪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古诗说：“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张问陶）也是这个意思。而艺术创作从心理学观点看就是游戏，游戏也正是创造。康德认为就是科学活动也是游戏：“关于科学，可以说，它实际上无非就是游戏。这是一种严肃的游戏，拿大自然的事实做游戏，与其他一切游戏不同的是，这种游戏乐趣无穷。”《康德思想今论》载《哲学译丛》1981年第5期。可见，真正的创作是无所谓目的的，这样创作才是自由的，而愈是这样，创作的效果就愈好。王国维在论元曲时指出：“盖元曲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做戏也，非有藏之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