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自居！
改革开放三十年，又是一次西学东渐，中国人景仰地看着西方文化渗透进来，文学、艺术、资金、管理，并且全盘接受；只是吃的时候有点难受，太不合胃口，比如麦肯锡在中国的战略咨询少有成功的，因为他们的案例库里没有中国企业的案例。
我读外国书读的很少，基本都是看文摘，看中国的专家引用。我的孩子在北大念法律，看外国法律思想著作，经常跟我说，这外国人写东西简直是车轴话，翻来覆去说一个意思，读了半本了，其实就表达了一个意思。比如，中国哲学思想自古以来就是辩证的，但在西方，形而上是西方哲学的痼疾。所以古典哲学和法律思想的著作，对于形而上与辩证，既要破，又要立，论述起来非常的费劲，中国人看了，就认为这简单的谁都懂的道理，这外国人说来说去的，都把人说糊涂了。我窃以为中国人有五千年文化熏陶，是最聪明的；而这个聪明，又被妖魔化为“窝里斗”、不团结、以及自作聪明，但是在欧洲，“决斗精神”与“会耍阴谋”一向是两项传统的美德，并且是贵族品质的美德。“西人”的互相倾轧与明争暗斗的传统可不比中国差。我不认为一个有上进心的民族会没有嫉妒心，倾轧与人事斗争是全人类的本性，绝不仅只中国人独有。
一场胜仗能够掀起一场暴风雨，宗庆后的胜利让中国人民从此知道，面对竞争，我们最缺乏的是理性与自信。
在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中，把跨国公司看成平等的对手，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提高的标志。而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就是在这种国际化、平等竞争的经验积累中形成的。在企业家与决策者的尝试与不断学习中，中国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治理结构与市场竞争、调控结构；在企业家与律师的尝试与不断学习中，中国将建立起法治化的市场。
相反，“舶来”与“引进”永远不是进步的源动力。
例如，宗庆后与达能合资，希望引进新技术。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自己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又辛苦又费钱，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引进外资、拿来技术；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入。但后来我们才明白，我们可以买产品，买专利，买图纸，买设备，但永远不可能买到这些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因为能力来源于组织内部的学习、实践和积累，学习是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
又以法治实践为例：宗庆后特别头痛于一个问题：宗庆后有“竞业禁止”义务，而合资合同中却没有规定达能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这个问题困扰了宗庆后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这个问题上我国很早就开始了司法实践。早在1999年，江苏高院、北京高院，广东高院等都先后出台了对旧《公司法》明确的指导意见，解决公司董事竞业禁止的问题；在新《公司法》出台后，“宗庆后”困局已经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禁止义务，并就其职业操守及法律责任、救济程序做出了规定。宗庆后却不知道，只能干着急；他们咨询的律师也没有给到他们有效的帮助。
法学界的专家们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舶来大量的、成体系的法律、法规。2005年以后，立法突飞猛进，每天都有新法规，但是这样快速的立法行为却似乎仍旧不够用。与此同时呢，这些舶来的法律在全国几千个法院、十万名律师中的运用情况，也差强人意——法规太多了，大家都来不及学习。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缺少法律行业内的八级工。
各行各业都是如此：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时时留意经济与社会活动中的每一个标志性的、拐点性的事件，深入研究，获得教益。
《生死之战》之后记（1）
2007年到2008年，达能在中国遭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