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号，即使拉得再长，拉到一百年也没有意义。因为一切结果已经无法改变。
那一枪使得父女恩尽情绝。从那天起，父亲至死没有再见她一面。
G城是个小城市，虽然莫莉住城中，父亲住城西，直线距离也不过一公里。三十年，父女居住在同一座城市，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饮用着同一条河里的水，但真的很奇怪，两人的生活轨迹没有交汇，两人竟然没有相遇过。
莫莉甚至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父女不期而遇，会是怎样的情形？
莫莉只是想找到枪，找到了，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毁掉？
保留？
也许怎样处置并不重要，手枪只是一个象征，由它开始的梦魇，也应该由它来结束。当手枪真切地出现在眼前时，她长长舒了一口气。省略号拖得太长，是该结束了。
她将手枪检查一遍，确认转轮里没有子弹。又查看了盒子。
和手枪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沉甸甸的红灯牌香烟盒，烟盒里有九颗子弹。她记得父亲喜欢红灯牌香烟，那一习惯多年未改，小楼里常充斥着那种劣质烟草的呛味。
也许其他地方还藏有子弹，需要仔细再搜寻。不过即使有遗漏，估计后来的发现者也不会捅出去，而且子弹没有编号，即便发现了也说明不了什么。
莫莉将手枪和子弹小心收进手提包里，又被木盒里另外的东西提起兴趣。
一封信。
她捏一捏信封，对着灯光照了照。信封很厚实，是那种浅褐色牛皮纸做的，看不清里面的东西。但她只凭手指的感觉，就知道里面装的是信纸，仔细折叠好的信纸，而不是别的什么。
莫莉在书桌后坐下，看着这封信，犹豫着是否要打开。
信封样式与现在的不一样，显然有些年头了。信封是干净的，没有写字，没有任何标识，没有贴邮票，也没有封口。
很久以前，六十年代末，面对这样的信，莫莉会毫不犹豫地打开，探究里面的秘密。
有一段时间，莫莉经常做那样的事，将别人的信件一封封打开，从字里行间寻找反革命分子的罪状。抄家抄来的金银首饰名人字画古董家具等值钱的东西要上缴封存，说是作为反面教材，其实多数下落不明。而信件和书籍堆放在一起集中烧毁。
有人想起要先从信件中寻找罪状，反正被抄家者已经是戴罪之身，那些信里模棱两可的只言片语都能看成是反动言论，于是许多信件替主人招来杀身之祸。
莫莉没有从那些信件里找到什么。经过几次运动，人们都小心谨慎，连说话都要提防隔墙有耳，更别说留下白纸黑字的把柄。那个年代，通信成了危险的举动，收信人也是胆战心惊，生怕里面有什么比定时炸弹还要命的东西。
后来许多人先行将所有往来书信都烧毁以防不测。不敢在夜里烧，恐怕火光被人发现。在白天做饭的时候烧，一边提防有人看见，一边将信塞进灶膛。即便在家里关窗反锁着门，依然是心慌慌手脚忙乱的样子，好像四处墙壁都有可疑的眼睛在窥觑。那个年代，靠出卖亲人朋友来获得革命资本的大有人在。莫莉有一个中学同学，因为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为了向组织靠拢，他揭发了父亲的罪行——每天收听敌台。同学的父亲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而同学在一旁带头高呼口号，为父亲的死喝彩。
纸张燃烧发出特有的焦味，与木柴的烟气有区别。有一段时间，细心的人在城里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能嗅到那种焦味。纸张的焦味弥漫在城市上空，久久不散。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气息。
再过一段时间，焦味被刺鼻的火药味替代，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父亲没有留信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