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不给我，我就要不了了么？”她说，“你既然能那样，何必来问我。”我马上又收敛了锋芒，说，“好了，开句玩笑。不过你肯定也听说过婚内*？”她说，“你真的要那样对我，我把你那玩意儿割了。”我说，“你若敢那样，我让你一辈子守活寡。”她就不出声了，只是把那束小花撒掉了。又是一场不愉快的对话，又是谁都不想再吵，又是谁都只想沉默。 。。
第八章 第六节
晚上我铺好了床，妻仍在看电视无意上床，我就过去拉过来她。她看着我，我仍不说话。把她抱起放到床上，我也不给她脱毛衣，就压在她身上抱紧了她，并把被子蒙了上来。我压住这个女人的身体，内心的苦寂才稍觉安宁。我在被里又闻到了她既有芳香又有女性口气的味道，我的苦寂的性意便再度*。我就扒下她的内外裤，将性器刺入。虽然仍蒙着被子，但是我知道她哭了，因为她突然紧紧地搂住了我。我还想吻她，但我感到她把头扭向了一边。我们内心的生分已不是一次*或一场抚慰能够解决的了。更可怕的是，由于现实的困扰，我们已丧失了积极解决问题的动力。我们已产生了生活的惰性，那其实也是婚姻的惰性。后来一段时间里，我又开始天天弄她，但心灵深处已无爱情的美妙可言。或者说，这又是一种征服。
一九九七年七月，由一个事件引发，我和我的妻子刘楠正式分居。现在看来，其实分居和同居形式一样，只是意义不同，都是婚姻中的情感缓冲地带。而且一旦两人进入这个缓冲带，根据“生物惯性原理”，他们往往只会前进，很少后退。也就是说，同居往往会导致结婚，而分居往往会退出婚姻。现代作家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只是他从形象出发讲感受，而我则从同居分居出发讲惯性。但是我缺乏佐证，我只是预感到我的分居，将要导致我的这场婚姻分崩离析了。
这个事件是这样发生的：这天晚上十点多，刘楠下楼去回了一个传呼，上来说有人叫她。我问是谁？她说，是几个朋友。我说又叫你干什么？她说，“叫我到文化宫跳舞。”我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么？”她说，“我过一会儿就回来。”我说，“你能几点回来？十二点能回来么？十二点回不来，就明天回来对么？那么你明天几点回来？”她说，“我就玩一会儿，咋啦？”我说，“你不是天天玩着了么？我告诉你，我这是家庭，不是旅馆。你保证十二点以前能回来，我就让你去，否则你进不了门。”她说，“那么多人，我咋保证？”我说，“那你就不要去。”可刘楠怔了一下，还是收拾打扮准备走，而且又来传呼催她。一时我的怒火突起，但我仍忍着。我就这样，我不是先发制人的人，我就让你表演，等你演够了，我再收拾你。我给你讲理，而且是诲人不倦，而且是真诚相劝。但是你不听，那我的个性也绝对不允许你为所欲为。
我见刘楠仍要出门，我拦住她。她跟我纠缠，我仍不温不火地奉劝她。但是她已铁了心要去，我就夺了她的包拿走了钥匙，并把钥匙藏了起来。我的意图很明确，我拦不住你跳舞，但是你非要去不可，就不要再回来。但是刘楠又发疯似的找起钥匙，这下我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我一把将她抓过来，当场就是一个耳光，她安静下来，只用那斜眼看我，我又一个耳光，接着第三第四，一连抽了她四五个耳光。这会儿刘楠不敢再看我，把头低下来，但是她不哭也不反抗。其实跳舞仅仅是个事端，我打的是我这一生因婚姻不慎造成的悔恨，和这两年我刻意为她却始终为不住她的怨恨。现在当我煽她第一记耳光时，我就铁了心，不再把她当回事了。你疯你蠢你野，今后都毫不在意，因为我已经从此时此刻起，不再把你当成一个妻子。打完刘楠之后，她彻底安静下来，我又点着她一顿臭骂。最后我说，“ 你给我滚吧，谁对你好你就找谁去吧。”这时刘楠反而又不走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