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因为你长着一张没有特色的脸。而我，需要这样的脸。”
费里尼并不是为了打击马斯楚安尼，他说的是实话，也是为了阐明自己的艺术主张。那就是，摒弃人物本身，让电影阐述本身的意义。马斯楚安尼很快明白了。于是他就这样与费里尼捆绑在一起，共同创造了《八部半》、《甜蜜的生活》、《罗马风情画》等一批杰作，在电影中，马斯楚安尼就像一个导游一样，从不喧宾夺主，他引导着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导演想要表现的东西上面，而他，甘当一个活生生的道具。
如出一辙的是李康生。这个阴郁的家伙与台湾导演蔡明亮的关系同样如此。我看过很多蔡明亮的电影，但对于李康生，我甚至都没有看清楚他到底长得什么样。这真是怪事。也可能不是没有看清楚，而是没能记住。李康生就是那种看一百遍也记不住模样的家伙。对于李康生，蔡明亮这样评价：“康生的脸就是我电影的特质，我的电影可以没有对话、没有音乐、没有太强烈的戏剧动作，甚至没有清楚的故事，我一直维持在这个状态里面，正是这种状态的维持可以让大家看到每次细微的表现，但每次我都朝深处走。”对于蔡明亮来说，他要的就是李康生那张芸芸众生的脸，这样的脸是没有特质的，不容易让人记住，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更不会因为演员本身而忽略电影。蔡明亮对于自己电影的看法是，人物是不重要的，情节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还有那种迷茫的状态。
对于贾樟柯来说，王宏伟也是如此。贾樟柯的电影中，几乎每一部都有着那个长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戴黑框眼镜的小人物。他叫王宏伟，一个长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电影演员。他与其说是电影中的人物，还不如说是电影中的符号。一个带有贾樟柯电影强烈意义的符号。20年前，我们经常在县城或者乡镇看到这样的人物，他们晃晃悠悠，无所事事。他们的名字可能叫小武，也可能叫小明，或者大号叫张建国什么的；他们会扯着嗓子唱卡拉OK，时常在路边的桌子上打台球，会玩自行车；喝劣质烧酒，抽劣质香烟，重义气，守诺言；打架特别不要命，有时候闷头闷脑地就拾起一块砖头砸在别人脑门上；他们不太会追女人，只会油里油气地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吹着口哨，或者偷偷把电影票塞进人家兜里……这样的人物，那非得由王宏伟才能演好的。这样的面孔，就是一个时代的面孔。
面孔往往是携有某种集中性的。梁朝伟的脸也是这样。虽然梁朝伟演过太多的香港烂片，但又有谁能比他更像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呢？前一段时间李安的《色，戒》获得威尼斯电影奖，无疑，梁朝伟居功自伟的。梁朝伟一出现，电影仿佛就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一天跟朋友们谈起梁朝伟，谈起他的面孔和气质。我说，你见到过梁朝伟发怒或者个性鲜明的时候吗？朋友们想了想，一个个摇摇头。实际上梁朝伟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就那样如温吞水一般，忧郁着，暧昧着，也沉沦着。他的个性一点也不鲜明，看起来不仅仅是人生没有方向，连整个生活也无所适从似的。但就是这种不咸不淡也不酸的角色，在诠释王家卫李安们要求的同时，还着实迷住了很多人。也许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太功利了，太明白也太逼人了吧，人们反而会喜欢那些不咸不淡不酸不醋的人。怪事！
前一段时间，在闲谈时，曾有人跟我谈起姜文。说姜文哪是在演电影啊，都是在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