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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在闲谈时,曾有人跟我谈起姜文。说姜文哪是在演电影啊,都是在自我表现,在那部《太阳照常升起》中,他演的老师,哪里像旧知识分子呢,分明是他自己——一个生长在文革时期的泼皮知识青年,身上带有很重的草根气质。我同意他的观点。姜文最大的问题在于过于自信、霸气十足,长相也过于有特质,这样的脸谱对于电影是有伤害的。同样的情况还适用于赵本山、宋丹丹、潘长江等,他们只要一出场,电影就成了加长的小品。当个性成为一种模式时,情节和风格就会变得单一了;当脸成为一种标志时,意义就会死亡。人们更喜欢的是一种涵盖很多内容的脸,既可以乌云蔽日,又可以云开日出,比如巩俐,比如章子怡,比如梁朝伟,比如汤姆·汉克斯等。一个没有形成模式的面孔,才具有千变万化的爆发力。
还是费里尼、贾樟柯、李安他们聪明啊!对于那种飘忽不定的艺术电影来说,最好的演员,就是那种既有面孔,又没有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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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经典
苏联大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拍摄于1962年,当年即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这部电影可以说是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专家们曾评论说,这部作品通过梦幻与现实相联的崭新电影语言,讲述了一个少年在战争中的遭遇,通过少年伊万的童年和战争严酷场景的对比,显出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深刻、内在而又荒诞的关系。苏联影评家卓尔卡雅曾经评价说:这部电影的作用,就像一块劈柴投进燃烧的炉膛……
我是近日才看到这部期待已久的电影的。但在整个观赏过程中,并没有特别值得我兴奋的画面和情节,直到电影结束,我都显得很平静,甚至稍稍地有点失望。这部老电影在现在的我看来,只是一些画面的拍摄有些精致,至于其他的,并不显得新鲜和独特,甚至稀松寻常。这种状态就如同我现在重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轰动一时的小说,在现在的我看来,那些小说只是一些蹩脚笨拙的故事,加上故作姿态的手法,矫情而幼稚。
实际上这种想法我已有着很长时间了。出于对经典的尊重,出于对自己的怀疑,我只是不敢轻易下结论。我看过世界电影史上很多大师的作品,尽管我对他们顶礼膜拜,但观看这些老电影,我仍然会觉得平淡甚至乏味。比如伯格曼的《野草莓》,这部电影中有大量的意识流以及蒙太奇闪回的手法,游离时空,打破界面,这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新鲜感和创新意识,但现在看来,自然是很一般。即使是电影中贯穿始终的哲学意义,在我看来,因为没有剧情的衬托,只是单纯的设问,也显得沉闷而乏味。
我自以为是一个很能看闷片的人,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闷读”或者“闷看”能力。我曾经艰难地读完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上半部;至于看电影,我有一个跟自己过不去的要求就是,只要选择一部电影,即使再乏味,也要硬着头皮看完,不能半途而废。这样的习惯我一直坚持着,但很多老片“阻击”了我,让我在它们面前败下阵来。我的橱子里塞满了近百部尚没有看的老“闷片”。当然,对于一个影迷来说,这样的情形并不鲜见。我的一个朋友,在他所采购的数千部电影中,他更是只看了几十部,其他的,都厚厚地堆积在一起。他只是在起一个收藏家的作用。
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经典的时代性。我看过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很多片子,也看过电影大师伯格曼与安东尼奥尼早期的一些电影,包括法国“新浪潮”什么的,这些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但从整体上说,它已经不可能给我强烈震撼了,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想共鸣,也没有相同的频率了。这不是否定过去,也不是意味现代人比过去的人更聪明,而是我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