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与我的相似程度，你确实要比它更像我，而且一直都会更像，这事实
你不得不接受。”
这话或许听起来有点老套，但我觉得它和我所接受的那些宗教教育是一致的，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之前我在洛杉矶看了那么多充满个人特色和个性膜拜的电影，现在，这人却跑来和我说，个性膜拜是暂时的，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明白人皆相近的道理，你什么事都办不成。这种思想，再加上前面说的
画面也能传达观点的思想，将我原本的世界一举颠覆。
凯：最后这点让我想起了《超验风格》中的某些论点：赞成手段的普遍性，反对个性的特殊性。
保：对，《超验风格》里有很多东西都是在我遇到查尔斯之后才写的。
凯：最初怎么会想到写那本书的？
保：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上。我在加尔文大学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对电影很感兴趣，但对这些电影却很不了解，不知道它们好在哪里。然后我去了加州大学，又遇到不少人，他们谈的都是电影里的精神，但那些东西他们其实根本不
懂；他们缺乏宗教上的教育。
于是我有了写《超验风格》的想法，那书最终在1972年出版，我知道我当时还太年轻，但是除我之外，又没人会去写它；如
果我这时候不写，我以后也不会有机会了，因为要写这书的话，
查尔斯？伊姆斯和他的妻子蕾？伊姆斯，1976年那就意味着整整一年没有收入。书中小心翼翼地参考了大量其他
内容，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实在太年轻了，必须给自己加点掩护。于是这书就成了，A说这个，B说这个，C说这个，然后，我，作为D，来说这个。如果换作今天来写的话，我想其中的掉书袋成分会
少得多。
有三个人对这本书影响很大：伊姆斯；我在加尔文大学的哲学教授，尼古拉斯？沃特斯多夫（NicholasWaltersdorf）；还有吉姆 基特塞斯，是他令我远离了宝琳的影响，转投李维斯的文本批评。
凯：《超验风格》让人觉得，那是某个仍旧是信徒的人写出来的东西。
保：但是，是个精神事物的信徒，而非某种上帝的宗派概念的信徒。我不再是我们那教会的成员，也不再是它那些教条的信徒了。
凯：你是什么时候放弃自己的信仰的？是突然发生的，还是因为什么外界伤害所致，抑或逐渐发生的？
保：是逐渐发生的，可能是我那年暑假从军校回来之后就开始的，但是，直到21岁之前，我还不能公开提这些。我在军校里领悟到的是，那种性质的宗教其实都已经是社会性的惯例了，而非精神上的戒律，那种精神事物只是其社会和经济职能偶尔带来的
附属品。我只是觉得我已经不再属于那个俱乐部了。
凯：第一眼看上去，这本书像是对小津安二郎、布烈松和德莱叶的一次作者论研究，但实际上，它真正感兴趣的是一些不同的
想法———一些与当时传统思路相反的想法。
保：是这样的，我同意这观点。那时候我有那么一种倾向，令我十分享受我和宝琳的那些意见分歧，正如它也令我很享受我与
雷诺阿之间关于布烈松为什么是一位比他更伟大的导演的那些争论。通过这些，我认识到他究竟有多么伟大，这个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请我过去的人。当然，我觉得他也很高兴，身边能有这么个不
对他一味奉承的人。
凯：通过这本书，我们还看到，你对沃霍尔（AndyWarhol）和迈克尔？斯诺（MichaelSnow）那些人拍的先锋电影也做了研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