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谈话是跪着的，孝公不知不觉就挪到商鞅坐着的席子之前了。如此一连数日不厌。景监很好奇，私下里问商鞅：“您的什么观点挠着他的痒痒肉了，让我们国君这么高兴？”
商鞅哈哈一笑：“我是以强国之术游说国君，国君大悦之！”
上级需要什么，你要有数啊，否则不成了南辕北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30岁的商鞅拿着魏国法家李悝的《法经》，给23岁的秦孝公“普法”时，分明就是一对儿激情澎湃的愤青在纵论天下大势，哪里会像电视剧《大秦帝国》演的那样，是两个40后、50后人员头挨头地在谈阴谋？
我们的古代史，真是很神奇啊。
据描绘，商鞅与秦孝公的这场促膝恳谈，是经历了一波三折的。
孝公首先埋怨商鞅，为何不一次就把好货都抖搂出来。
商鞅巧言道：“是怕有违君上之意。霸道这东西，很独特。帝王之道是顺乎人情的，而霸道则逆人情而为。”
秦孝公闻言变色：“君主怎能拂逆人情而为？”
商鞅便旁征博引道：“昔日管仲相齐之时，分国为二十五乡，令四民各守其业，民始感不便，群起反对。后新法见效，齐国实力大增，九会诸侯，一匡天下，君享殊荣，民得实利，这才知道管仲用心之良苦。”
孝公一震，有所悟：“管仲辅齐桓，成就霸业，愿闻其术为何？”
商鞅道：“国不富，何以兴兵？兵不强，何以御敌？欲国富，则应劝农；欲兵强，则应劝战。如何使民乐于耕战？唯有重赏罚。赏罚有信，政令必行，则国富兵强只在反掌间！”
秦孝公拍案叫道：“像这样，不难啊！”
商鞅略摇头：“法虽好，须有行法者。有行法者，须得专任。专任而一，若因二三个人鼓噪而心生犹疑，也不能成事……”
秦孝公听得入神，催促道：“先生请接着讲。”
商鞅此时却要告退，秦孝公面露不快，问其故。
商鞅说：“请君上细想三日，如可，臣再继续抖搂。”
散场后，景监埋怨商鞅：“君上大悦，何不讲完，难道先生想以此要挟君上？”
商鞅答道：“我担心君上犹豫半途而废呀。”
但只过了一天，秦孝公就想好了，派人来召商鞅。商鞅却以三日约期未到，不肯去。景监劝他还是去，商鞅道：“一开始就失信，今后将如何取信于君？”
第九章震烁古今的《求贤令》（3）
接下来，才有了着名的数日倾谈（据说是三天三夜）。
他们两人的这番谈话，其影响远胜于后世三国的“隆中对”。他们在谈话时，秦的首都已经迁回雍城，我们这里且将之称为“雍城对”吧。
“雍城对”的内容，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商鞅是吃透了李悝精神的，李悝的《法经》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以匡正人心、建立秩序、激发生产力。
以《法经》里的“杂律”为例，有以下数条：“淫禁”，禁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狡禁”，禁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城禁”，禁人民翻越城墙而出；“嬉禁”，禁赌博；“徒禁”，禁人民聚众开会；“金禁”，禁官吏贪污受贿。
又以“金禁”一条为例，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魏国官职名，将军）以下受贿的要处死。
变法后的魏国法律如此之严厉，实令人惊叹！
实行这样的严刑峻法，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打掉老世族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约束人民，使之老老实实地生产、作战。这当然符合秦孝公的强国之愿。
而商鞅后来的变法，基本是李悝思想的具体化和放大化。特别是商鞅的思想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