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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1 / 5)

诸侯在中原频频会盟,却对秦以“夷狄遇之”,冷落在一旁。

青年嬴渠梁站在栎阳城头,浮想联翩。他比父亲想得更远:自“穆公霸业”以来,已是259年过去,其间有16个君主。漫漫长路中,秦之内乱,多于和平;秦之败绩,多于扬威。

祖宗基业,难道就这样永久地颓败下去了吗?

259年的岁月,蹉跎得实在太久了。

国何以堪?

人何以堪?

情何以堪!

第九章震烁古今的《求贤令》(1)

嬴渠梁,秦孝公,这位相当于我们今天90后年纪的君主,他最深层的困惑在哪里?

就在秦国的体制上。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时代。所谓革命,就是经济体制和政治框架的彻底更新。春秋末期以来的动荡史,其实是一场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大革命。平民的参政欲望、平民在经济上自主的要求,与强势大夫家族对政权的追求形成了合谋。

相对于贵族阶级的腐败保守,新兴的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经济发达,战力大增,国家也就强盛起来。

因此,改革是一个国家的内在要求,尽管很多国家是被大势所迫。

秦国的改革,却不那么容易。六国的改革派君主可以依托平民,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击破松散的贵族政治联合体,而秦国有现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却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因为组成这个中央集权的主体,就是贵族本身!

嬴渠梁想必是为此惶惑了许久,到他即位的那一天,如何破局早已成竹在胸。他采取的办法,在意识形态上是“祭起先祖”,在切入点上是“引进新的官僚血液”。

他要给整个中央集权换血。

他实际上是一个被大时代推出的英雄。

他的改革,既然是违背老世族利益的,那就要另有依托。主要依靠的群体有两个,一是民众,二是军人。所以他一上台,首先做的是广布恩惠、救助孤寡、招募战士,确定因功受奖条例,这样就形成了改革的群众基础。

有了民众支持,他马上就发出《求贤令》,以呼唤“穆公霸业”为意识形态大帽子,行官僚队伍大换血之实。

这个改变了华夏命运的《求贤令》,现全文照录如下:昔我缪公(即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见《史记·秦本纪》)

这条命令,把招贤的对象确定在“宾客群臣”范围内。所谓“宾客”,就是山东士子,地位排在群臣之前,可见秦孝公的用心。

《求贤令》一出,果然山东士子闻风而动。这就引出了一个比秦孝公还要伟大的人物——商鞅。

商鞅原是卫国人,是卫君小老婆的后代(雅称“庶孽公子”),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他后来被秦孝公重用后,受封为商君,因而后世称他为商鞅。

商鞅自幼好学,曾师从博学的鲁国人尸佼。《史记》上说他“少好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初期的法家学说。可以说他各家学说都通,但真正膜拜的还是法家理论。

学成后,他痛感卫国(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日渐衰微,不足以施展才干,就去了西边的魏国。当时魏惠王想争霸,重用法家人物公叔痤,任其为丞相。商鞅迷恋法家,就投奔到公叔痤的门下,做了个相府的小官——中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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