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境，斯科
特的讽刺允许他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中。
斯科特的深刻讽刺在伯蒂彻的电影里是独一无二的，可能也是他与编剧伯特？肯尼迪合作关系的一种副产品。你可以假设伯蒂彻—肯尼迪的互动是这样的：肯尼迪想要“玩弄”一下斯科特扮演的人物，让他进入那些令人困惑、尴尬、受侮辱的情景。于是剧本经常会令斯科特处于某种让人丢脸的局面中，那么做如果不是为了贬低一个原型，那至少也是为了令他“具有人性”：在《大恐怖》中，他笨拙地撞了脑袋；在《蛮山野侠》中，他蹒跚而行，膝盖涂上膏药之后痛得大叫；在《落日时的决定》（DecisionatSundown）中，他得知自己那貌似贞洁的妻子其实也并非那么纯洁。或许伯特？肯尼迪与剧本中这些特别的事件并非直接有关联，但有一点至少是真的：那正是肯尼迪在他后期那些西部片中（《赌王之王》［TheRounders］、《战车》［TheWarWagon］、《侠盗双雄》［SupportYourLocalSheriff］），喜欢附加在他那些主人公身上的轻侮做法，而且这样的事在伯蒂彻那些并非由肯尼迪担任编剧的斗牛电影里就没有了。伯蒂彻的斗牛士原型进入到这些潜在的令人受侮辱的情景之中，他决心要形式化地、精确地、简洁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但他却做不到：相反，他必须避开肯尼迪为他而设的那些陷阱。这种伯蒂彻—肯尼迪张力带来的是现代的、讽刺的原型。斯科特获得自我意识和洞察力，看出人生的嘲讽和徒劳，但他仍旧选择了善，成为一个现代的原型———也就是一个生存在现代情境下
的原始人物。
斯科特面对恩典所做的决定，成为一个具有讽刺性的机智的例子，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接受恩典经常会带着一种讽刺的感觉。
兰温西部片对于决定的着重表现，令它们符合一种现代的原型传统：在斗牛电影中，正如在每个人身上一样，原型必须只表现仪式、好的品行；而在西部片中，正如在查尔斯？威廉姆斯（CharlesWilliams）的《强夺与恩典》（GrabandGrace）那样的现代道德剧中一样，原型必须做出决定，接受恩典，然后来原型地发挥作用。伦道夫？斯科特能像阿鲁扎那样作为原始原型来发挥作用，但他也能以一种更苛求和更高回报的方式来发挥作用，就像是一个现代原型那样。斯科特可以将个人和偶像之间的鸿沟连上，因为他知道这鸿沟是道德上的，而非实质上的，这座连接它们的桥梁则是
用决定和恩典做成的。
这篇文章从外表上来看说的是批评方法的隐喻。伯蒂彻对自己的那些人物有可能会有的犹豫心态就像是影评人面对伯蒂彻时可能会有的犹豫心态一样。在前者眼中，卡洛斯？阿鲁扎或许会被视为一位伟大的、爱炫耀的运动明星，也可能被视为一个没有真实面目的原型；在后者眼中，巴德？伯蒂彻或许会被视为一个有
着个人特色的导演，也可能被视为一位原型的导演。
伯蒂彻和影评人手中掌握的这些可能性，或许可以被拿来和荣格所谓的自性化（individualization）和个性化（individuation）做比较。精神病医师也同时有着这两种选择，两种方法都是精确的，自性化关心的是某种人性的独特性，而荣格更偏爱个性化，关心的则是人类精神中非个人特色的、具有普遍性的那些品质。自性化想要发现的是人与人是如何不同的，个性化想要发现的则是人与
人在哪些地方相像。
有些艺术家将世界看作他们自身个性的延伸，自性化对他们来说有用。还有些艺术家，例如伯蒂彻那样的，他们将自己的个性融入普遍的、预先存在的原型之中，个性化能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