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一个夏日的一天，躺在草地上，闭着眼睛，并用手托着头，“倾听着看不到的管弦乐队的演奏，倾听着昆虫在阳光下激怒地绕着多脂的松树的跳舞时的歌唱。他能辨别出蚋虫的吹奏铜号声，丸花蜂的大风琴的钟声一样的嗡声，森林的神秘的私语，被微风吹动的树叶的轻微的颤动，青草的温存的簌簌声和摇摆仿佛是湖面上明亮的波纹的一呼一吸的荡漾，仿佛听到轻软的衣服和爱人的脚步的沙沙声，——他走近了，走过去了，在空间消失了。”“所有这些声响，所有这些鸣叫，约翰·克利斯朵夫都听到了，而且是他自己一个人听到的。所有这些最微小的和较大的生物，都在同一个生命之流中奔流着，这些生命之流洗净了他。于是，他成了它们中间的一个，他和它们是同一个血统的生物。它们的力量使他的力量增加十倍，由于汇集于它的成百个溪流，而不断扩大着。”
这些描写非常鲜明地表现了一种泛神爱，好像大自然就是神体的庄严相。其中充满对大自然的热烈的赞美、虔诚的崇拜和深沉的爱，而大自然也给人以无穷的爱抚、慰安和启迪。好像大自然是慈母、良师、益友和爱人。爱到极致总要与爱的对象融合为一，可以拥抱大海，可以跟溪水一齐流淌，也可以化做一股清风，扑到白帆怀里……总之，爱的对象成为我，我成为爱的对象。这种爱，不但在心理上而且在生理上引起效应——对被描写的对象产生肉体感。把握世界到这样的程度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品。艺术品的高下，不在作品的主题和题材，而在于究竟把自己放了多少到作品中去，可见这种爱从主观上说，乃是艺术创作的最深厚的根源。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深刻指出：“当一个孩子认为，坏了一个轮子的玩具汽车像受伤的小鸟一样感到痛苦的时候，这不是多愁善感，而是一种同情心，是产生良知和诗意的土壤。”《教育的艺术》第19页。良知是善，诗意是美，两者都来自扩大的同情。所以他十分重视在教育的对象身上培养“对一切有生命的和美好的事物的怜悯心”，他认为“他们的道德和对人们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他们小时候对飞鸟、花草、树木的态度”。《给儿子的信》第43页。所以他特别强调使教育的对象关心、热爱花草树木和鸟兽以及鱼缸中的鱼儿，以便磨炼他们的真挚的同情心。他指出：“薄情会产生冷漠，冷漠会产生自私自利，而且自私自利则是残酷无情之源。为了防止薄情的滋生”，必须“培养孩子们要学会真诚地关怀、惦念、怜惜一切有生之物和美好的东西——树木、花草、禽鸟、动物。如果一个孩子会深切地关心在隆冬严寒中无处栖身的小山雀并设法去保护它免遭灾难，能想到保护小树过冬，那么这个孩子待人也绝不会冷酷无情”。《帕夫雷什中学》第193页。他又说，如果“孩子们移栽并浇灌幼小嫩弱植物，保护它们免受严寒袭击，为它们的生命忧心忡忡”，“如果儿童亲手培育过，并且用自己呼出的微热温暖过娇嫩的小植物，如果他曾时刻把这棵植物的命运挂在心上，并为它坐立不安，感受过痛苦，如果他为了使那棵孱弱纤细的、毫无抵抗能力的幼苗成长为粗壮挺拔的大树而操过心，那他就会成为善良、真诚、热忱和富于同情心的人。”反之，“如果你对这些生物冷漠无情乃至残忍相待，任意折树枝、摘生果，那就说明你是一个心地不善的人。”同③第76—77页。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些意见，我国古代诗人和哲人早就注意到了。杜甫的两句诗：“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卷起门帘让燕子自由出入，不要放任儿童伤害慈爱的乌鸦。）不就是这种态度吗？熊十力说：“学校之教与个人自修，当于培养恻隐之同情注意，不待言已，……圣人立教，方春不折，《礼记》曰，伐一草一木，不以其时非孝也，云云，纯是培养同情，用意深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