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时，”税务局长抢着说，“如若那帮匪徒不把他们的头头带上脚镣手铐恭献给我们，那么，我就是一头吉尔吉斯公羊，而不是什么六品文官了。”
“让我们从长计议吧！”将军回答，“不过，在任何情况下，军事上必须采取措施。先生们！请再按程序发表意见。”
大家的议论几乎全都反对我。官员们一致谈到军队不可靠，成功没把握，说是必须小心谨慎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调。全都认为，以大炮作掩护，躲到石头城墙后面为上策，比暴露在开阔地带去碰运气要明智得多。最后，将军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以后，抖掉烟斗里的灰烬，说了下面的话：
“诸位先生！我应当向诸位表明，我个人是完全同意准尉先生的意见的，因为他的意见符合一切健全的战术原则，进攻的策略差不多总是比防御的策略要优越。”
说到这儿，他不说了，动手装烟斗。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我高傲地望着兖兖诸公，他们却交头接耳，流露出不满和不屑的神色。
“不过，诸位先生！”将军又接着说下去，深深叹了一口气，同时吐出一口浓烟，“我不敢贸然担当如此重大的责任，因为我受仁圣之君女皇陛下之命，对此数省有守土之责，此事非同小可。因此，我赞同在座诸位大多数人的意见，现在决定：采用最明智的万全之计谋，即坚守城池以待围攻，依仗炮兵的威力，如若可能，再加短促突击，以期粉碎敌人的进攻。”
这一回，轮到官儿们嘲讽地瞅着我了，散会。我不能不为这位可敬的军人的软弱无能而彻底惋惜，他居然放弃自己的见解，屈从毫无经验的外行的意见。
在这次重要会议几天之后，我们便得知普加乔夫说到做到，果真向奥伦堡进逼了。我站在城墙上从高处了望叛匪的队伍。我发觉，他们的人数自从我目击的最后一次进攻以来，已经增加十倍。他们还有了炮队，那是普加乔夫攻陷几座小炮台之后缴获的。我想起了军事会议上的决定，预料到将长期困守在奥伦堡城内，我禁不住伤心得几乎哭了起来。
我不来描述奥伦堡之围，那是史学家的事，家庭纪事中不必过多涉及。我只简单说几句。这次围城，由于地方当局考虑不当，致使居民蒙受极大的苦难，他们忍饥挨饿，经历了各种灾殃。不难猜想，奥伦堡城内的生活是不堪忍受的。大家全都垂头丧气，听天由命；物价飞涨，大家为此唉声叹气；炮弹呼啸，落进院子里，他们视若等闲；甚至连普加乔夫的进攻也不大能引起他们的惶恐了。我着急得要死。时间在飞逝。我收不到白山炮台寄来的信，道路全被切断了，跟玛利亚。伊凡诺夫娜的分离使我不堪忍受。她生死不明，一想起来我就心痛如绞。我唯一的消愁解闷之法便是策马出城打游击。多亏普加乔夫送了我一匹好马，我跟它分享我那一点点可怜的食物，每天骑着它冲出城去跟普加乔夫的骑兵互相射击。这类交锋，由于对方吃得饱，喝得足，马匹又精壮，因而叛匪们总是占上风。城内疲惫不堪的骑兵不能打败他们。我方饿着肚子的步兵间或也到城外去，但深厚没膝的积雪妨碍他们有效地抗击敌方分散的骑兵。大炮从城墙高处漫无目标地乱放，而要把大炮拖到城外去又由于马匹瘦弱，总是陷在雪里不得动弹。我们的军事行动就是这个样子。这一切，便是奥伦堡大员赞同的所谓谨慎和明智之策。
有一天，我们竟然有幸打散了敌方一支密集的人马，追逐他们，我骑马赶上了一名落荒的哥萨克。我正要举起土耳其军刀向他砍下去，他却突然摘下帽子，喊道：
“您好哇，彼得。安德列伊奇！上帝保佑您！”
我一看，认出了他就是我们的军曹。我说不出地高兴。
“你好哇，马克西梅奇！”我对他说，“你离开白山炮台好久了吗？”
“不久。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