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看作共和政体的一种，其与*立宪不同的是国家元首仍是君主，并且，君主是终身制的。不过，清廷当时要实行的可不是虚君共和，而是类似于“二元制君主立宪”的制度，这种制度下，君主仍拥有实权，内阁作为政府对君主负责，议会是行使立法权的机构，但君主对议会的决议有否决权。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国内对立宪熟悉了解的没有多少人，满清皇室、大臣对所谓的立宪，基本上都是一知半解，四万万草民更不知立宪为何物，知识阶层中，大部分人也只知立宪之后，人民的权利将大大增加，君主“朕即法律”那一套行不通了，君主也必须遵守宪法，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而更进一步的，就不知其祥了。
鉴于这种情况，绅士阶层的精英人物张謇、赵凤昌、汤寿潜等联络了江浙一带的绅商士人一百多人，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一方面向民众宣传立宪知识，一方面督催清廷尽快立宪。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对清廷的立宪也是欢呼颂扬，通过各种途径为立宪大造舆论，期盼立宪成功，他们将原来的保皇党改成了“帝国宪政公会”，想有朝一日回到国内，以政党身分参与政治活动。
大清当时的立宪，还伴有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对士绅极为有利，因此获得了士绅阶层的大力支持。慈禧的新政时期，士绅们或投资工商业变成了资产阶级，或办学校、办刊物杂志，成为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或者与会党联合，成为地方大豪。明清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基本都立足于皇、绅共治的基础，皇权是大旗，高高在上，而在农村的乡土上，在皇权没有触及的角角落落，则是士绅们的天下，不过地方官也经常和士绅发生矛盾，限制士绅的权利。如今实行地方自治，绅士阶层可以名正言顺的获得权力，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在支持立宪的同时，也不遗余力的支持地方自治。
第二章 近代史进程的十字路口（4）
在当时的报刊上，关于立宪、关于地方自治的讨论热烈至极，几乎一边倒的都是赞颂之词，反对意见寥寥。讨论之际，代议制、选举制 、主权在民、三权分立这些名词概念渐渐的为知识分子所熟知，基于这些概念的理论学说四处传播，使得晚清暗淡的天宇上红霞阵阵，一时风景如画。
三． 慈禧对立宪的态度
慈禧对国体问题并不懂，她也不怎么关心这个，她关心的是手中的权力不能丢，大清的基业不能丢，如果能满足她这两个条件，那她就支持立宪。
当时的中国，各地督抚的权力很大，有兵权、有财权，对中央政府的命令可以敷衍应付，有些强硬的督抚甚至敢拒绝执行不合自己意图的命令。八国联军进京之前，慈禧发詔请各地派兵勤王，保护京师，很多督抚就不予理睬，有些派了兵的，也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派些战斗力不强的残兵劣兵。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甚至干脆称与洋人宣战的诏令为“矫诏”“乱命”，直接宣称：“此矫命也，粤不奉诏。”对于这些地方上的实力派人物，慈禧毫无办法，后来还京，也不敢治他们的罪。
这些督抚统治下的地区，形同一个个小诸侯国，有些督抚，虽然名义上是大清的官，却不太明白他的治下范围和大清的关系，甲午之战，是中日间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战后，大清的两广总督衙门却向日本国行文，索要战时被日方拖走的“广丙号”战舰，说此舰系广东所有，甲午之战是北洋水师参与，广东并未参战，不能以广东的军舰作为战利品。
基于大清这样的现状，慈禧在载泽、端方、袁世凯等人的力促与解释下，还是很愿意立宪和实行地方自治的。立宪中的“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