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牌好像并不重要。我那时候就觉得挺受委屈的。我觉得算了，运动生涯本来就该结束了。但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了儿子了嘛，觉得那一刻也是很幸福的，也不亚于金牌。
临危受命
1992年，对于李永波来说，很特殊：他失去了最后一次拿奥运金牌的机会，有了儿子，从国家队退役。失落和喜悦在这一年中纷至沓来。退役后，李永波可以应李宁之邀下海经商或者顺应“出国热”到海外发展，但最终，他还是决定留在国家队里当教练。
李永波：就是因为我夫人说，你离不开羽毛球。她其实就是一句话，她说你离不开羽毛球，你肯定还是会喜欢这个场地。她的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我突然觉得留下来当教练吧。
杨 澜：听说你当教练的时候，有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你都不敢召集所有的运动员在一起排队。你让别人帮你做这件事吗？这个很不可思议。
李永波：这事情回想起来都有可能，我想几十年中国也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
杨 澜：对，你是因为心里没底？不自信？
李永波：比如说我的教练变成我的下级了，我的队友都变成我的队员了，在很短时间里面，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你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因为你一句话一旦说得不好，坏了，大家可能就因为你这个话对你有意见，你的工作就不好开展，所以我当时心里也是挺聪明的；就觉得我还是先看看。
杨 澜：那你找谁来替代你这个角色？
李永波：当时队里面一个最大年龄的最老资格的教练叫黄益冲。我说你来集合，他说那哪行呀，怎么集合呀？你总教练你不集合。我说不行，我说我站在旁边观察一下。一星期里，他出来集合，我就慢慢看，然后我慢慢在想，我应该怎么样说话，用什么样的语气，后来我就进入角色了。
说起这段历史，人们常常还会提到四个字：临危受命！运动梯队青黄不接使得1993年、1994年羽坛的各项冠军奖项都和中国队无缘；1994年广岛亚运会，球队获得的7块铜牌甚至被人称作“一堆破铜烂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支球队把目光悄悄盯准亚特兰大奥运会。1996年，葛菲、顾俊冲上冠军宝座，为中国羽毛球队赢得了第一块奥运金牌。而此时的李永波，不仅做着总教练，还做着她们的陪练。
杨 澜：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是副总教练——实际上是总教练的身份，但是你仍然亲自去做他们的陪练？
李永波：对，我和田秉毅两个人。
杨 澜：有必要吗？
李永波：太有必要了。她们的金牌当中，至少有我们俩百分之五十的功劳，因为我们陪了她们很久。我们把突破的第一选择放在女双。1992年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技术水平还很高，1995年、1996年的时候，陪葛菲、顾俊还绰绰有余，想打多少分基本上能打多少分，所以可以陪得很好。一会儿模仿韩国的，一会儿模仿德国的，这样陪。
杨 澜：有没有把人家两个整哭的时候？
李永波：还好吧，因为比较关心她们俩，就是希望她们能拿冠军。
杨 澜：1996年中国羽毛球队才实现了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
李永波：对。我记得我自己差不多两天根本就没有睡觉。
杨 澜：就为她们高兴了？
李永波：对，也不困。
杨 澜：也不困。
李永波：对。
杨 澜：就不想睡觉。
李永波：对，就不想睡觉，总是在一种兴奋的状态当中。
此后，李永波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实现了苏迪曼杯三连冠。1998年，中国羽毛球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