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战乱变局，王崇武“胸怀抑郁，无可发泄，只有靠读书来排遣”（张德信：《王崇武的明史研究》，第6页），埋首史籍，耕耘不辍。因此，顾颉刚在1940年代末期点评中国史学研究的业绩，指称在明史研究领域里，王崇武和吴晗的“贡献为最大”（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3页），正展现王崇武的学术业绩，已然深受学界肯定。
仔细检讨王崇武这一时期的论著，对于明清易代之际史事的求索，亦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众所周知，研治明清易代之史，甚为困难，“欲纂修南明清初历史，非博求野史，加以选择，互相印证不可”（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180页）。那么，王崇武向这个领域“进军”，如未广涉清代史书文献，恐怕难能有所成就。如王崇武考证《敬修堂钓业》一书的作者是明代遗民查继佐，搜索史料，罗掘俱穷，考证细腻，令人叹为观止。像为了证明查继佐的父亲名唤大宗，母亲姓沈，他引证了黄石斋（黄道周）的《沈尔翰传》等资料，还特别注明曰，这篇《沈尔翰传》的来源“据沈氏《年谱》引，清道光福州刻本黄《集》无此传”（王崇武：《查继佐与〈敬修堂钓业〉》，第596页）。显然，王崇武引征黄道周《沈尔翰传》的时候，必然查核过清朝道光年间福州刻印的黄氏《文集》，却毫无所得，只好从沈尔翰的《年谱》转引。举此一例，即可揣想，王崇武非仅广阅史籍，甚且读书精细，校核史料，绝无轻忽。傅斯年尝言：
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8页）
因此，即便不能排除王崇武是在“私下”场合窥涉元清两代之史籍的可能，一旦他能以“细密”“确切”的态度来追索访求史料，并进一步地开展考证工作，探索史事，业绩确实牢靠，对他“整理史料”的高强本领，傅斯年应当只会颔首称誉才是。否则，傅斯年如果真要“令出必行”，看到王崇武的这篇文章居然引征清代史籍，违反他的清规戒律，那么它也不可能登诸《史语所集刊》了。
就别的例证来说，史语所里的青年学者，要读些什么书，应该都是自己决定的。像是以魏晋南北朝史为专业领域的周一良，比王崇武稍早进入史语所，当他入所之后，固然以魏晋六朝诸“正史”作为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亦复涉读批览在此范围之外的《金石萃编》、《资治通鉴》等相关史料或史著；至如清代学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等考证成果，也是他阅读“正史”必同时检阅参照的著述。在1945年才进入史语所的严耕望，则以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人文地理两大范畴为研究主题，唐朝历史也是他主要投注心力的研究领域。但是，为了要对治唐史有所帮助，严耕望自称还是“把《宋史》自头至尾，自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相当认真地看了一遍”。（严耕望：《治史经验谈》，第15页）
这样说来，即令傅斯年对史语所的这帮青年学者确实“监督甚严”，就平素往来应对的生活面向而言，这批青年或许也确实是害怕惧畏傅斯年这头“胖猫”的“小耗子”。只是，在知识探索的天地里，如果傅斯年真想要发号施令，决定他们在史料的海洋里寻寻觅觅的工作方向和范围，恐怕必有力不从心之叹。对学术权威唯唯诺诺的人，不会在知识生产的天地里，创生出任何实质的成果。王崇武的学术业绩，证明了他绝对不是容许“胖猫”颐指气使的“小耗子”。
第五章 顾颉刚离开北京（1）
一
顾颉刚放下了笔，看着摊在自己面前厚厚一沓的稿纸，最后一张纸上的墨迹还没全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