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傅斯年对进入史语所的这批新秀“监督甚严”，基本上也非凭空虚构之论。盖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新进青年，立下的第一条“规矩”，就是“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就比喻说，这乃是傅斯年对青年学者的“下马威”。董作宾也指陈说，平素相处，傅斯年对这群小青年确实“管理又是很严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助理员某君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傅请别位同仁一起到外面晒晒太阳，偏偏就是不让某君出门，还向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因此，董作宾说，史语所的这帮青年学人，对傅斯年固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但是，只要受过傅斯年的“训”的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
史语所避徙四川李庄的时候，扮演多重角色的傅斯年，往来于重庆、李庄之间，一旦回到李庄，这帮青年学人的行止动作，便大有不同，特别对他，好似“敬而远之”。傅斯年不在李庄时，由董作宾代理主持所务。这群青年和这两位“领导”相处，态度举止大大不同，让傅斯年“大惑不解”，他就问过董作宾个中原由究竟何在：
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悄悄溜了，这是为什么？
董的回答是：
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
傅斯年听罢，只得“长吁了一口气”。也难怪同样在李庄的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会对董作宾说：
第四章 “胖猫”与“小耗子”（2）
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为纪念创办人终身所长傅斯年先生而作》，第3—4页）
陶孟和将身材肥胖堪称“重量级学者”的傅斯年比喻为“胖猫”，相当传神；他把史语所这群青年学人视为避“胖猫”唯恐不及的“小耗子”，则更若众口铄金之论，在学界传颂不已。像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中韩关系史专家张存武就回忆曰，系里的资深教授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而扬名的方豪，总是“笑嘻嘻地说”，出身史语所的秦汉史大师劳干看到傅斯年，“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张存武：《浮光掠影忆校长》，第18页）
这样看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新秀，确实“监督甚严”，他的作风，往往也让这批青年俊彦心生惧畏，“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可是，傅斯年对青年学人的“监督”，会严厉到连他们的读书范围都要插手一管的程度吗？
反观历史本来场景，钱穆所说的这位既是“北大历史系毕业”而且“专治明史”，又被“拔尖”进入史语所的“某生”，应该就是王崇武。王崇武在1932年进入北大，与日后史坛名家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以及王毓铨等人是同班同学，他与邓、张及傅三位，更被称为北大的“四大傲人”（见张德信：《王崇武的明史研究》，第6页），正可揣想其青春风采。王、邓、张、傅四位会被冠以这样的“雅号”，其来有自，盖风华正茂的他们，还没戴上学士方帽之前，都已经各在学术上交出可观的成绩单。
以王崇武来说，就读北大期间，他就已经在顾颉刚创办的《禹贡》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明代史事的专业论文。像王崇武对于明代屯田制度的研究，成果丰硕，近四十年之后，台湾的明史专家徐泓教授检讨评述这一课题的研究，就特别介绍了他的多篇论著（见徐泓：《六十年来明史之研究》，第396—397页）。可以想见，还只是大学生的王崇武，苦心完成的研究成果，确实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过，王崇武在1936年毕业之后，却先担任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助理员，至翌年方始加入史语所的队伍。
王崇武进入史语所之后未几，就遇上了“卢沟桥事变”，从此随之转徙漂泊西南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