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德标准的压力而被迫自杀，成为一个可悲的牺牲品的故事。令人深思的是，这一悲剧恰好发生在国家总理“自杀身亡”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这就大大地增加了这部小说的针对性和干预现实的色彩。
卡达莱的作品，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受欢迎的盛况是空前的。
迄今为止，卡达莱的作品用35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共出版了637次。其中《亡军的将领》用29种语言出版了71次；《城堡》用14种语言出版了40次；《石头城纪事》用17种语言出版了34次；《粉碎了的四月》用14种语言出版了31次；《是谁带来了朵露蒂娜》用13种语言出版了23次。由于篇幅所限，出版20次以下的作品，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通过对上述一些作品概括性的描述和对重要作品出版情况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卡达莱侨居法国所创作的作品与在社会主义年代里他所留下的那些经典性作品相比较，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想当年，身为人民议会代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卡达莱积极向上，勇往直前，是建设和保卫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文学的先锋。那时候，他的作品充满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作品的艺术水平相当高，是许多青年作者学习写作的范例，也得到国外广大读者和文学界里的行家里手的广泛认同。当时，他是阿尔巴尼亚文艺工作者的一面旗帜，为国家和人民赢得了巨大的光荣。而后来，随着国际形势和阿尔巴尼亚国情的骤变，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信仰和理想追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大逆转，由一个进取心极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蜕变成一个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攻击者。这是何等令人痛心！还是在社会主义年代，卡达莱的文名就蜚声阿尔巴尼亚国内外。而侨居法国后，他的知名度似乎比从前又高了许多。不过，从上面列举的一些作品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情况来审视，各国读者更多的还是喜欢卡达莱在社会主义年代创作的那批精品佳作，而并不是近年来他炮制的一些乌七八糟的大杂烩。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现在，卡达莱荣获了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这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世界文坛要事。不过，我们还想知道，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看重的是卡达莱哪个时期的作品？莫非是他的全部作品？或是某一时期的作品？这倒是一个我们更感兴趣并且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伊斯梅尔？卡达莱及其部分作品对我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1964年，我们的老前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戈宝权主编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诗集《山鹰之歌》中，就选了他的《祖国》、《共产主义》两首短诗。1967年秋天，卡达莱随莱索尔？培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代表团访华，写下了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情谊的诗篇《天安门之歌》，由笔者译出后发表在10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1992年，应作家出版社特别约稿，笔者翻译、出版了卡达莱第一部，也是迄今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与此同时，应中央电视台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之约，笔者还翻译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摄制的故事影片《亡军还乡》（上、下集）。影片在央视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好评。1994年，由飞白先生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诗库》中，选取了由笔者翻译的卡达莱的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节选）。在2005年第6期的大型文学月刊《飞天》上，发表了由笔者翻译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诗人五大家”一组诗歌，选登了卡达莱的《斯坎德培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