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都有档案，这个档案是跟着人走的。冯爷没去东北，也算他中学毕了业，档案便转到了街道。他呢，也成了没有单位，没有组织的无业青年。
那会儿，“无业青年”跟“无业游民”差不多，名声并不好听。冯爷却不管这一套，敢吃肉就不怕嘴油，别人爱叫什么叫什么，他照样玩儿他的。
可是他忘了人生没有避风港这句话。人离不开社会。离不开社会，就离不开人的眼睛。您忘了有这么一句话：邻居眼睛两面镜，街坊心头一杆秤。可是这两面镜和一杆秤，在不同的时代却有不同的照法和秤法。冯爷这儿我行我素了，殊不知他的行踪已入了别人的法眼。
说这话是1975年的事儿。家住东城的程立伟来找冯爷，对他说他有一个亲戚从美国来北京探亲，想买两幅老画儿，但是到琉璃厂荣宝斋和文物商店转了转，觉得价钱太贵，而且走正规渠道，清康熙以前的画儿也不让出境，问冯爷有没有老画儿想出手，人家给的是美元，价儿不会太低。
冯爷当时看准了近代画家的画儿价钱很低，打算买一批，手头正需要钱。他一听这话便动了心。
程立伟比冯爷小五岁，所以管冯爷叫三哥。冯爷跟程立伟是当年在西单换纪念章的时候认识的，以后成了朋友，相互之间也常交换一些物件。那会儿程立伟已经开始玩邮票了，他对书画是外行，知道这里的水太深，没敢往里迈腿，但他认识的人多，路子比较野。
冯爷了解他，知道他的话里往往掺着水。果不其然，跟他说的那位“亲戚”见了面，冯爷细一问，哪儿是程立伟的亲戚呀，是他拐了两个弯儿认识的一个香港人。这位香港人，有四十多岁，个儿不高，方脸盘儿，大眼睛，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显得挺儒雅，他起了个中不中洋不洋的名儿，叫皮特陈。
皮特陈的父亲是香港有名儿的大收藏家。子承父业，他二十几岁便跟着父亲玩书画儿，对中国的书画不但懂，而且有点儿眼力。
皮特陈在香港报纸上看到大陆搞“文革”，古代的名人书画被当成了“四旧”，毁了一大批，当然也会在民间流失一批，便跟他父亲商量，要来大陆淘宝。他父亲原本是老上海的古玩商，当然晓得时局动乱是玩家捡漏儿的大好时机，极力撺掇皮特陈到大陆走一遭。
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还属英国管辖，您去趟香港，跟出趟国一样。自然，香港人到大陆来也得绕俩弯儿，签证很难办下来，当然“文革”初期，大陆的红卫兵“造反有理”，各派组织文斗，大字报满天飞；武斗，动了枪动了炮。皮特陈一看这阵式，胆儿小了，毕竟命比画儿重要，一直等到“文革”后期，局势稍稍平静一些，他才找到机会，绕道东南亚，从新加坡来到北京。
不过，这时候，红卫兵拿字画儿当“四旧”烧的劲头已然过去了。皮特陈没来北京的时候，想象着在北京的大街面儿上，一低脑袋就能捡到书画儿呢。到了以后，他才知道敢情这是幻想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人们虽然还在搞阶级斗争，但已经意识到那些古代的名画不是“四旧”，是好东西了。
他在北京的四九城转了几天，别说在大街上捡不到字画儿，就是在文物商店也见不着什么字画。难道北京人知道我皮特陈来了，把字画都藏起来吗？他心里绕不过这个弯儿来。
皮特陈在北京有一个远房的舅舅，叫杜之舟。老爷子六十多岁了，是个集邮迷，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玩邮票，藏票颇丰。北京人玩邮票很早就有几个活动圈儿，所谓“圈儿”，就是一帮玩邮票的人凑到一块，互相欣赏，相互交换。在玩邮票的“圈儿”里，他认识了程立伟。杜之舟听自己的外甥说，他大老远的从香港来，在京城转了溜够 21 ，没淘换到好画儿，便找到程立伟，请他帮忙。于是程立伟想到了冯爷。
冯爷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