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节。因应考者为大学或中学毕业生，程度参差不齐，故考试科目以基本之学课为限。但银行事业包罗万象，与各业均发生关系，故各种人才均有需要，考题亦不限于一隅。考试主旨是对人才设法深求其思想是否纯正，见解是否准确，并设法测量其理解能力和基本智识程度。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795～796页。 民国18年（1929年）银行将实习学校改为银行传习所，以培养专门银行人才为宗旨，在教材选择、教员聘任、录取学生上都极其严格，取精重质。是年8月举行第一次考试，资格以高中毕业、大学预科毕业或高等专门学校肄业二年以上者为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同上引书，第806页。 一些大的民族企业，新职员的录用，也用招考的制度。投考的资格，练习生须为初中毕业。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14页。而二三十年代各华资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要职几乎都由归国留学生担任，如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徐新六、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钱兴之、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均为留日、留美或留英的归国留学生，他们构成了华资银行界的中坚力量。何益中：《归国留学生与上海华资银行业的进步》，上海：《史林》2000年第3期，第93页。 安克强通过对29位上海市政府主要领导官员资料的分析，发现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学历高，均在高等学府或军事院校接受过高等教育。1929～1930年，市政府24％的职员为大学毕业生，25％是中学毕业生，11％是小学学历，7％来自教师进修学院，还有4％是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安克强，同前引书，第88～89页。
由此可见，就个体层面所受的教育及组织层面的科层制结构而言，职员阶层是上海社会最具现代性的群体。学校以其社会组织及社会化场所的功能，使教育成为促使一个人具有现代性的、非常强有力的直接和独立的因素。英克尔斯在对发展中六国进行的从传统到现代人的研究中发现，在决定个人现代性的水平上，教育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直接的和独立的因素。教育等级每升高一层，现代人的比例就有实质性的增加。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及社会化场所，学生们在那不仅学到知识与技能，而且学到了新的态度与价值，发展了新的行动倾向。见前引书，第197～201、205页。 而科层制作为一种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技术化、理性化、规则化、非人格化的有效组织形式。这使得职员阶层作为现代城市人群，首先表现出较强的现代意识和职业道德。由于大多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易于接受新事物和现代价值准则，具有现代人的法理、良知与判断是非的标准，因而表现出较高的自律、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社会品性。忻平，同前引书，第128页。 这既是上海社会在转型中思想信仰和职业选择多元化特征的反映，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对新的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他们遵守行业规范：“仪容整洁、态度和蔼、职业道德、服从上级、遵守规则、不管闲事、办事敏捷、讲究效率。”对待职业有极大的责任心与创造性，能自觉地将职业谋生上升到为社会服务的高度，其职业的宗旨是：为己谋生，为人群服务。职业教育的训练要点是责任心、工作效能、互助、廉洁、乐业兴趣、创造精神。因此，敬业、乐业、创业精神往往成为企业的表率与凝集力，同上引书，第128页；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1页。并推动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职员职业效能、道德规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