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光：《早期上海的电影业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上海：《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3期，第34页。至于婚礼，更是成为推陈出新引领时尚的具有符号意义的仪式。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的一批新式知识青年就提倡西式婚俗，包括用证婚人的新式婚礼，由牧师主持的教堂婚礼也在知识阶层中流行。唐振常，同前引书，第736页。到30年代，集团婚礼作为一种新式婚礼出现。据1936年上海市年鉴记载，1935年4月3日，由市政府主持在市府大礼堂举行了首届集团婚礼，共有57对新人参加。男性中商人21人，白领职员、公务员、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有36人，工人与农民则无一人。当日美国派拉蒙、米高梅、福斯等电影公司均派人拍摄新闻片，有万余人在现场观看了婚礼，盛况空前。同年共举办了五届集团婚礼，参加者达399对。《上海市年鉴》1936年（上），B，第139、136～137页。及至40年代和抗战胜利之后，集团婚礼仍在进行。忻平，同前引书，第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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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结构（3）
由于新兴职业所具有的现代性、知识性、专门性以及可能获得的优厚待遇，使中产阶层既成为现代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又成为社会大众羡慕的职业群体，其生活方式也自然引领着社会风尚与习俗的流变。确切地说，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建构，是以现代化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西方化为其发展导向的，但同时它又是一种新与旧、中与西的拼接，在文化类型上兼跨中西的一种过渡形态。唐振常，同前引书，第728～729页。作为市民生活的实际参与者和社会舆论的主体力量，中产阶层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对上海社会产生的影响相当深远，并在形塑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理和群体意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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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分析（1）
上海新中产阶层实际上是一个由多种职业构成的层次多、分布广的异质性群体，其内在的职业结构和地位分层显示，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应从整体性和异质性两方面作完整的把握。新中产阶层内在的分殊和异质性，直接影响着群体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及政治倾向、政治态度的一致，妨碍了它作为社会稳定器功能的发挥和作为社会再生产源泉的作用。就20世纪前期上海的中产阶层而言，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由职业地位、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群体特征、生活方式等因素综合而成的 “现代人”特性的影响。鉴于职员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在职业构成与职业特征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对两个阶层的群体特征分别进行论述。
职员阶层
现代化及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劳动分工，促成了各种新兴职业的出现，新式职业的兴起刺激了职员队伍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个正在转型中的群体，内部既有相当一批旧式职业从业人员，又有成批接受近代学校教育的青年。到20年代以后，在一些新式领域，职员的专业技能一般都需要训练和教育，通过考核才能被证明，并按其学历被纳入不同的职业和职别。一般说来，学历高低与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大致成正比。其中金融业职员的文化水平为最高，其高级职员多为大学毕业生及留学生，一般职员大多为中等学校毕业生。外企职员则要掌握所在机构的母国语言，民族经济机关职员则以初中毕业为普通，初中以上也不少。大型商场职员也要求受过现代教育，只有旧式店员所受学校教育特别少，如衣料零售业的职员中，初中毕业仅占1％～2％。忻平，同前引书，第127～128页；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16、713、705页。 以“服务社会”为行训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选才时，要经过笔试、口试、体格检查等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