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等团体。作为非政治性社团，它们不对政府、行政机构施加压力，故能够合法生存。到40年代后期，上海中产阶层的中下层已成为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作为按职业组合的利益集团已掌握了自我保护的武器——有权威的群体组织。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6～777页。1937年共产党恢复与重建了上海地下党，贯彻“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合法活动为掩护通过职业团体建立起组织系统，1937年底“银联”和“洋联” 已建立中###支部，1938年中共保险业支部成立并推动了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筹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同前引书，第388、390～391页。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已在上海确立相当优势，1946年底中共已掌握主要行业的400多个工会，会员约30万人，在阵容上超过了国民党。各业共产党员就是职业团体的主要骨干。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7页。据不完全统计，教师中的党员到解放前夜已约有700多人，全市三万多大中小学教师中参加各种进步教师团体的约6000多人。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编《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65页。虽然一般情况下职员群体的社会行动并不与现存社会秩序发生尖锐冲撞，非政治性的求生抗争还没有升级为城市暴动等与当局的武力对抗，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却极其深刻，因为他们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其选择对现有统治格局能否维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8～779页。 “在饥饿的体验中，我们理解了内战，为了永远免于饥饿，只有停止这制造普遍饥饿的内战，我们要求以真正民主为前提的永久和平。”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同前引书，第213页。当相当一部分成员在求生抗争中转到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要和平、要民主的阵营中，其结果是加速了社会危机和统治系统的瓦解。肇始于求生存、求发展的职员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被引入共产党反抗当局的有组织斗争中，其产生的作用更是致命而关键的。
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3）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尚未成熟的群体，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及特点，无疑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性，虽然它没有清晰的政治理念，缺乏完备的政治纲领，###与经济斗争息息相关，但其本身政治倾向的演变、发展与激进转向，却演绎出一段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中产阶层政治参与同社会变迁之间复杂而生动的斗争历史。时代的变化自有其内在的轨迹，虽然老一代的中产阶层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已经消亡，但他们烙在历史中的深刻印记，却为今日的海派文化所留存和记忆，其点点滴滴早已汇入上海历史变迁的长河之中。
身处变迁下的台湾中产阶层
近几年来，台湾社会现代化的趋势不断加速，都市居民很快地含摄各种次文化的向度。当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次文化渐次形成时即使是传统文化也只能占有一席之地的立足点，与科技文化、西方文化、企业文化等并列，而不再是一枝独秀。余德慧：《中国人的心理系列》，台北：张老师出版社，1991；第1页。这对强势的中国文化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事实上，中国社会三千年来虽不断地缓慢改变（其中有外来文化的加入融合），但一直没有剧烈的改变其文化原型的主干。不可讳言，这是一种高等文化将周围低等文化特质吸收的“容纳”能力之表现。然而近百年来，西方发生了一连串改变社会形态结构的重要运动，尤其工业革命的出现，更使经济和工业的发展成为全球各地的风潮。随之兴起的交通与传播变革，也提高了人们之间互相的影响力。中国在这样的世界变局之下，也产生了风起云涌的转变。西化过程带来工业的发达与经济的繁荣，进一步也使社会文化观念产生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