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当杨振宁父亲讲得正高兴时，他母亲打断了他父亲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当时杨振宁的感受是：“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18杨振宁访华前十年就有这样的经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的认识。
另外一个原因是，早年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物质文明发达后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与他们在儒家文化环境下生成的价值标准发生冲突，常常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矛盾，一方面认同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但一方面又简单否定这种文化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他们不愿意放弃真实的西方生活，但同时在思想和观念中强烈表现出对故国的情感。王浩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何兆武曾说：“王浩在国外是左派，拥护新中国，有一阵改学*主义，想知道*到底是怎么说的，学习得很起劲，所以他从来不去台湾。”19
1973年，穆旦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王宪钟从美国回来看他，他的孩子们在议论此事时流露出抱怨情绪。但穆旦严肃地告诉他们：“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发达，但那是属于蓝眼睛、黄头发的，而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穆旦还说：“物质不能代表一切。人不能像动物一样活着，总要有人的抱负……中国再穷，也是自己的国家。”20
黄仁宇在自传中曾提到过，吴文藻和谢冰心都是在美国受教育，但“他们却毫不掩藏对美国政策的不满。他们就读东京美国学校的子女对同学说，他们家会回中国大陆去住（他们一年内做到了）”。21
1971冬天，冯友兰听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写出“东河昔游地，及见旧邦新”的诗句。第二年冯友兰和梁漱溟见面，“谈话间，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地位事十分高兴，因此对毛泽东十分佩服”。22
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普遍对于从事观念和知识活动较为轻视，所以很难摆脱成王败寇的思维。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提到当时一个美国博士多克？巴内特（DockBennett）的感觉。他认为：“*同盟令人失望。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理想色彩浓厚、诚心诚意的人，虽然怨气冲天，但毫无解决问题的逻辑。”23
黄仁宇说在巴内特访问过的成员中，“没有一位能对问题提出前后一致的解决之道。原来*同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结盟，没有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被谋杀的教授之一是诗人闻一多，他和持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罗隆基一样，都在美国受教育，念过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学院。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延伸到学术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于他们的背景使然，特别讨好那些以概念方法来了解中国的美国观察家。他们都说同样的语言，因此在这些不幸的中国学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说来矛盾，这些中国学者批评美国、赞美苏联时特别有劲，因此许多国民党官员受够他们的偏心和嘲讽，称他们是‘罗隆斯基’和‘闻一多夫’”。24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6）
黄仁宇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是同一辈人，他们共同的人生经历和处境（特别是后半生在西方生活的经历），很容易产生思想共鸣。黄仁宇在他晚年的*中曾肯定延安道路的历史意义。他认为：“至于特定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