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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4）
一个基本事实是，二十多年后，杨振宁、何炳棣有明确言论，对他们当年对中国的失察做了反省。杨振宁说，十多年以后，有一位新闻记者问他：“你于70年代初讲了新中国很多好话，你今天怎么评价你当时的言论呢？”他回答说：“我那时没有了解‘*’的真相，我承认我是蹩脚的新闻记者。可是请注意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16
何炳棣晚年提到他上世纪70年代初访华的观感时曾说：“至今不少海外爱国人士仍劝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17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访华观感，都用了比较的眼光。需要注意的历史事实是，他们都是战乱中离开中国到美国去的，当时战乱中的中国情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连年战乱，导致民不聊生，特别是下层社会极端贫困，这样的历史情景曾经刺激了当时还在学生时代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盼望中国统一、安定、强大，不再受外人的欺侮，是当时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内心的渴望。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对现政权产生反感，在思想深处普遍产生左倾萌芽。所以在去国二十多年后，看到国家统一成为基本事实，看到社会成员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和早年留在记忆中的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印象比较，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过于强烈的民族情感，让他们很难再调动自己的知识和学养去理性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曾见过一些亲朋故旧，虽然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中，那些他们所见的人，不可能对他们大胆讲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处境，再加上当时他们到中国来的国宾身份，所到之处看到的是一片光明。
当时中国在接待外宾方面所表现出的虚假作法是普遍现象，常常是提前排演，或者用政治手段威胁外宾的亲朋故旧，不让他们讲真话，再有就是临时装扮外宾所要到的机关场所和亲戚家里的生活条件，等等。但有一个问题在困扰人们，这样的行为难道会天衣无缝吗？这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均是智慧超群之士，当时经历也是阅尽沧桑，何以会对此一切毫无察觉？合理的解释是他们不可能一点没有察觉，是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不忍心让他们在西方那样的处境下，再来对自己的祖国提出批评。这种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的历史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统一渴望的极端表现。以事实判断，他们不见得对当时中国的真实生活没有一点自己的独立观察，但对国家统一的强烈感情，让他们的理性失去了对事实的反省。杨振宁的“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的心境，何炳棣的“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的说法，都是很好的证明。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统一意念妨碍知识分析，信息阻塞导致背离常识，轻信国家强大产生民族幻想，这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当时的基本思想状况。当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情感主导思想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事实的判断，可能会不如一个家庭妇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5）
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和他的父母见面。数学家父亲杨武之告诉杨振宁：“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在研制原子弹）。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