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对自己一切的任性妄为彻底悔改。我要挥别绝对的自私自利，决心到达一种全然无私的境界。我要在想到自己之前，先想到别人，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尽一切努力来消除我造成的伤害，这么一来也许能开始在这世上成就些什么。当然啦，这是项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我却抱着近似宗教狂热的心情执意去进行。我想让自己变成圣徒，一个不相信上帝的圣徒，四处流浪广施善行。无论现在听起来有多荒谬，我相信那正是当时我想做的事。我渴望获得一种确定性，而且我愿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得。
然而眼前仍有一项阻碍。虽然命运最后还是眷顾我，但那已是间不容发的地步。体温回复正常后的一两天，我下床去洗手间。我想那是晚上吧，济马在另一个房间埋头工作。上完厕所拖着脚步慢慢走回房间，我注意到维克托舅舅的竖笛盒正放在地板上。打从得救那时候起，我压根就没想过它，而看到它样子那么糟，我突然觉得惊恐万分。黑色的皮壳多已脱落，剩下来的也鼓起龟裂。它禁不起中央公园里的风吹雨打，而我很想知道雨水有没有渗进去、乐器有没有受损？我捡起盒子爬上床，做出最坏的打算。解开锁掀起盒盖，还没来得及检查竖笛，一个白色的信封飘落在地上，我这才明白自己大难临头了。那是兵役委员会的来信。我不只忘了体检的日期，连自己收到那封信的事也忘得一乾二净。就在那一瞬间，所有的事情似乎又向我逼来。我现在大概已经变成逃犯了吧。假如真的错过了体检，然后政府也签发了逮捕令──那表示我得付出惨痛的代价，后果的严重性难以想像。撕开信封，找到印刷函贴在空白栏上的日期：九月十六日。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我已经丧失了看钟、看日历的习惯，连猜都没办法。
“有个小问题。”我问仍在俯首工作的济马：“你知道今天星期几吗？”
月宫 3（2）
“星期天。”他头也不抬。
“我是说日期。几月几号。不必说哪一年，这个我还很清楚。”
“九月十五。”他依旧头也不抬。
“九月十五？”我说：“你确定？”
“我当然确定。千真万确。”
我躺回枕头里，闭上眼睛，喃喃地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济马终于转过头来，狐疑地看着我。“到底有什么好的？”
“因为这样我就不是犯人啦。”
“什么？”
“因为这样我就不是犯人啦。”
“我第一次已经听得很清楚。同样的话再说一遍也没用。”
我举起那封通知信挥了挥说：“看了这个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第二天上午我得去白厅街报到。济马已经在七月接受体检（他因气喘而办理缓召）。接着我们花了两三个钟头讨论我的未来。这场谈话基本上跟美国那时成千上万年轻人的谈话雷同，但跟大多数的人不一样，我压根没有准备去迎接那个关键的时刻。没医生证明、没吞药扭曲肌肉反应，没安排一连串的崩溃好戏来建立心理焦虑病史。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不会去当兵，但在得到这个结论后就没再多想。就像在面对其他那么多事的时候一样，懒惰散漫占了上风，而我就毅然决然地把这个问题拒于千里之外。济马吓到了，不得不承认如今为时已晚。我不是通过体检就是没通过；要是通过了，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离开这国家或是去坐牢。济马说了一些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