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协会主席；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和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理事。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妇女的代表，争取世界和平运动的代表，我参加过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和活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但我主要的工作是写文章，是一个写书匠，或者叫作家。
1927年我开始写作。先是写短篇小说，后来写中篇、长篇、剧本、散文、报道、杂文等。五十二年来，除最近二十多年写作上的空白外，共发表了二百六十多篇长短文章，约一百六十万字，但还没有写出一部理想的作品。作为一个专业写作者来看，量和质都是不够的。
在这五十二年间坐过两次监牢。第一次是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随即押到南方囚禁三年多。在这期间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在国民党刊物上写过文章，没有给敌人做过一点事。直到1936年秋，在党的帮助下逃出南方，奔向苏区。第二次是在1970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代，关押五年多，得有时间通读了马恩全集和其他的经典著作，1975年无罪释放。
解放前出版过七八种集子，1933年全部被国民党查封，禁止出售。全国解放后出过五六本集子，1958年在反右扩大化中又遭到查禁，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纸型全部销毁。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久即将发行。预计今年出版的还有短篇小说选集、散文集、杂文集，30年代写的中篇小说《母亲》和《韦护》；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抗战前后写的短文《到前线去》和一本《丁玲近作》。
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部搁笔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的写作。
1980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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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序
《丁玲在北大荒》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想，延安时期与丁玲并肩战斗过的老文艺战士看到这本书，也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到高兴和欣慰的。
丁玲在北大荒的情况，一般人所知不详。过去，我怕触及她的伤痛，也没有多问过她，并且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被发配到北大荒的。后来我才得知，是她主动要求去的。笑枫同志撰写的这本书中又告诉我们：1963年，也就是丁玲在北大荒度过五年的艰苦生活之后，作协党组和###的负责人曾想让她回来，并且说可以发调令，但她却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北大荒。丁玲到北大荒，无疑是她一生中的大事。我认为，她的这个决定很不一般，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没有非凡的勇气，是不可能采取这个行动的。而这个勇气则来源于她对党的信念和一贯的文艺思想；革命作家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丁玲当时认为，她住在北京的小四合院中，固然可以苟安一时，但被划了“右派”，没有人敢接近自己，这样就会形成与人民群众的隔离，而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对自己说：“不必犹豫了。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这就是她当时的想法。
自然，丁玲这次下去，和过去深入生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她到北大荒那年54岁，已经年老体弱了；第二，用丁玲的话说，这次是像林冲一样脸上“刺了字”的。丁玲说：“过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个靠近中央靠近首长的上层人物，我下去时，一层一层的大小干部总要欢迎我。请我讲话，问我要什么材料，向我汇报。我的劳动也很简单，无非是做做样子，既不出一身汗，也没有满身病痛。那时人们对我鼓掌、含笑，围着我的汽车。看大作家下来生活。1957年下去就不一样了，头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