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很大的‘右派’帽子，因此，人们虽然同样围着看我，却像是看猴戏一样，只是觉得新鲜奇怪罢了。”只要意识到这种天壤之别，我们就会想到，她面临的这场考验是多么严峻，她面前的历程是多么艰辛！
然而，在这场长达20年的考验中，丁玲终于走过来了，而且是作为胜利者走过来的。尽管这个胜利不免伴着痛苦和眼泪。“我要在几乎没有任何光明的处境里开阔出一条光明的路来”，丁玲曾这样鼓励自己，她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以一个勇士的姿态做到了这一点。
这二十年，丁玲是怎样熬过来的，为什么能够熬过来呢？归根结底是她有信念。她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委屈的考验”。“谁一见我都说这是个大右派、大叛徒。但我在内心始终认为自己还是个共产党员，我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她还说，“在那###的日子里，我是饱经磨难。好心人对我说：你死了吧，这日子怎么过？我回答：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我确信，丁玲正是依靠这坚强的信念才冲破一道道险关的。
我第一次看到丁玲同志，是1938年在延安。那时我在抗大学习，才18岁，正是人们说的“红小鬼”。因为喜欢诗歌，我经常到柯仲平同志那里去，就在那里见到过丁玲，但丁玲同志并不认识我。日本投降后，丁玲同志来到晋察冀，我也只在一位朋友那里遇到过她。直到解放以后，我才与她有些接触。她的作品，我以前断断续续地读过一些，但那时年轻，理解得很粗浅。因此，虽然丁玲同志一向热情地鼓励我，但我却对她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加上年轻，脑子简单，这样，我也参加过作家协会批判她的###，也做过错误的发言。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抱歉。但是，1957年把她打成“右派”，我在内心中是有怀疑的。因为1955年她已经作为“反党分子”被打倒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她根本没有参加，没有任何言论，这时的批判，只是把老问题又拿出来升了一下级而已。我记得，那时丁玲同志一开始就有不祥的预感，她曾在会上说，我怕把我打成“右派”。结果还真的把她打成了“右派”。以后这颗怀疑的种子在我心里越长越大，老是困扰着我，我曾私下多次问其他同志：“你认为丁玲是反党吗？她什么地方反党呢？”经二十多年，这桩冤案才算结束了，丁玲同志又站到我们面前来了。当我听到她所受的种种磨难，真是万分痛心，肝胆俱裂！但也正是在这样严酷、这样漫长的考验中，使我重新认识了丁玲同志。老实说，如果思想不很坚强，像这样严重的磨难、是会令人怨愤的，是会令人心灰意冷的，是会令人悲观失望甚至信心动摇的，然而，我们的丁玲同志，不单对党毫无怨恨之心，而是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念，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也更加热情奋发了。当她回到党的队伍时，她曾经在文章中热情地喊道：“党啊，母亲，我回来了！”我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也是“我感谢党！”我可以说，丁玲同志对党的耿耿忠心，她的共产党人的胸怀和风范，强烈地感动了我。从她的言论行动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丁玲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血泪与风雨中走过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从丁玲复出到她逝世的几年间，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她的全部言行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这正是丁玲的伟大之处。他决不会像某些人，把永远难以平复的怨恨带入作品中，讽刺，挖苦，谩骂，不仅使自己失去正确的立场，而且影响读者准确地，全面地理解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实。
丁玲作为共产党员作家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她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笑枫同志经过实地调查，生动地再现出丁玲在北大荒的生话情景，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