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清末的君主立宪未能实现觉得非常“惋惜”他认为：“若非“己亥政变。的发生和俄国人的入侵东北地区，中国按理说到旧旧年就可以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质的“代议政体”而当时的学术界很多学者也都有类似的看法，认为晚清的“戊戌新政”是渐进式的现代化变革，如果没有“己亥之乱”和俄国入侵的战争打断，这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是有希望引导中国早一些时候走上近现代化正轨的。
主张君宪说的人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避免政局动荡，尤其是能够避免流血、暴力、战乱等等“非理性”的政治现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积贫积弱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此类“非理性”政治现象将使中国国家长期陷入“治乱之世”的恶性循环而得不到稳定和发展。
加以近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颇为险恶，更加不容许长时期的政治动荡。那么，为什么“君主立宪”有利于保证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理性有序”呢？君宪论者们所列举的理由最主要的不外是中国“国情”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君主**传统，人民的“政治素质”不高，皇权思想、权威崇拜意识可以说根深蒂固，所以一下子由“君主**”变为“民主共和”必然不能适应。而“君主立宪”则是最佳的过渡方式。杨度曾经说：“共和国主权全在人民，大权采于国会，若人民知识不及法美诸国而亦握此无上之权。则必嚣乱纠纷，，不能图治，反以滋乱夫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法国和美国那样以“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不及法美诸国唯有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古德诺也同样认为：“中国数千年以来扭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而由“**，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他说如果当初中国不推翻清朝帝制，则在帝制下逐步发展立宪政治的效果将比“共和制”要更好。在他看来，中国实行共和制最大的危险就是权力更替容易引发内乱，内乱往往最终导致最坏的政府形式即“军事独裁”的出现，而重建帝制的合理性也仅仅在于帝制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更加稳妥的解决。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
后世的很多人认为，如果当时的“副国王”孙纲在李鸿章故去之后选择自己称帝，并开创一个新的汉人为君主的新王朝，并实行“君主立宪。的话，中国很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现代化国家的转变，变的更加强大。
但让后人疑惑不解的是，孙纲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帝制，他在当时虽然有这个力量，但终其一生他也没有重新恢复中国的君主政治，留给了后人一个巨大的疑问。
后人试图通过对历史真相的研究来解答这个疑问。很多学者经过研究后认为，“君主立宪”作为立宪政治的一种形式，在近现代世界一些国家得到成功的实践，典型者即如英国、北欧诸国和日本等。然而在近代中国，它却终究只是少数人士的政治设想，根本没有实现。不过这并不能说明是君主立宪本身的错误。因为从理论上分析，毕竟君宪说的根本还是要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君主制不过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手段和形式而已，所以不宜将君宪说简单地等同于维护封建**。比如州蚌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时。梁启超就明确表示：只要国家政体是立宪政治，国体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并不重要，总之没有必要在所谓的“国体”问题上折腾。这种看法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