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时元供称，有的是“梦中告知”，有的是“戏场看见”。皇上降旨申斥说：“林时元如实系疯狂，自当不省人事，何以逐条登答，俱能圆融解说？”杨廷璋连忙又提林时元，严加刑讯，然后顺着皇上的口气覆奏说：“该犯茹刑之下，亦知痛苦呼号，则诚非不省人事者可比”。随后，林时元于省城斩决。
三月，寓居湖北恩施县的湖南人刘三元，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是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写成字纸，湖北巡抚据以奏闻。上谕：“逆子、邻保佥供素有疯疾之处，此等外吏文具相沿，竟成痼疾！殊不知此等重犯，不行尽法严惩，而徒以疯癫故套，欲使罪归一人，易于结案，以致逆恶之徒，不知儆惧，其贻害于风俗人心，何以底止”？然以“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与有心肆造者尚属有间”，刘三元被凌迟处死，其弟兄加恩免其缘坐，概予省释。并以此案系“法外施恩”，特谕：“恐各省督抚等因有此旨，将来一遇此等案件，即捏造疯癫，希图开脱，俾实在悖逆重犯，虽致败露，不过罪止一身，而应行缘坐之人，俱得伴逃法网，则非所以彰国宪而正人心矣”，命嗣后凡遇此类案件，须据实奏闻，“候朕酌夺”，不得预有成见，迁就了事。
湖南衡阳县民王宗训素患疯疾，挣脱铁链外逃，在广西被缉获，从其身上搜出一红封内有红纸两张。供称雁峰寺有个叫掌能的和尚说我是善人，可为天下之主。这两张纸是寿佛说出，我照写的，他说我有天神扶助，不要人帮。九月，广西巡抚等在确认王宗训“疯病无疑”后，以其妄造逆词，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其兄弟王宗诚、王宗许，王宗训之子王秉健、王秉佶及侄王秉德、王秉端俱应照律拟斩立决，王宗训年不及岁之子王秉仁、王晚仔、王秉杰，侄王秉作、王秉哲、王秉鲁等与王宗训母冯氏，妻谭氏，媳罗氏俱给予功臣之家为奴。
十月，原任湖南巡抚、调任吏部尚书陈宏谋呈进《请锁锢疯人折》，用意在疯人因文字获罪，罪止自身，不宜株连家人亲属。
负责刑名事务的湖南按察使五诺玺也上摺称：地方疯病之人已奉有定例，责成亲属报官，令该地方官亲发锁铐，严行封固，立法已属周备。但更有一种粗知文义，赋性不顺，稍因失意之事，始而佯诈疯狂，继则昏迷罔悟，忽明忽昧，信口妄言，如醉如痴，任意书写，或捏造妖言，或逞其梦呓，事发到官，在本犯予以极刑，固所应得，而牵涉亲朋，缘坐家属，株连颇多。此等疯犯虽平日形迹并无凶悍之状，而流毒更甚于行凶杀人。一旦酿成事端，贻患非浅。应请嗣后如有此等状类昏迷，语言荒谬，稍知笔墨，妄行书写之人，责成保甲牌头户首，留心稽查，应与疯狂之人，一律报明地方官置备坚实链铐，严行锁固，谕令亲属人等不得给予纸笔，任其混写。
皇上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命传谕各省督抚：“向来此等疯人病发，原定有严加约束之例，但行之日久，地方官不能实力奉行，以致旋锁旋释，甚至任其拨弄笔墨，滋生事端，而匪人中实系丧心病狂者以转借词疯病，冀为玩法，于风俗人心甚有关系！嗣后遇有此等疯病之人，应预为严行看守防范，毋得稍有弛懈。”此后，疯人文字狱虽有减少，但远远不能绝迹。
在这一个时期的文字狱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图谋架构，陷害他人，与一般思想文字犯有所区别的：
乾隆朝文字狱·三（乾隆二十八至三十年）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
二月，云南宾州成衣匠杨锦与街邻王明因隙成仇，遂设计图害，捏写王明胞兄王辅“在石牛厂归顺鬼酋宫里雁，授为领路先行官，聚集兵马”等语，并将此书词央求过路素不相识之人带投弥渡讯防衙门。云贵总督、云南巡抚据实奏闻，请照“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例”拟斩立决。
三月，刘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