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将使其一年的损失达两千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也惊呼，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估计每月的损失可达两万五千美元；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百分之五十；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买主。
罗斯福此时倒很理智，承认抵制“应归咎于我们自己的错误行为和愚蠢举动”。他甚至收到一份机密报告，得悉英、德两国故意在中国制造反美情绪，排挤美国势力，以收渔人之利。他担心出现更糟的局面，但除了继续迫使清政府出面进行镇压外，他又别无它策。
可是清政府不仅不理会美国的要求，反而寻求订立新的条约。这种态度使罗斯福“非常不满”，他说自己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对美国人的态度都要强硬，但仍无法使国会同意“给中国人公平待遇”。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到了七月底，在首先发起运动的上海便出现了分化。
在抵制之初，群众的抵货热情空前高涨，连妇女儿童都加入了抵货运动的行列，许多店家和市民登报保证不买卖美货，一些存有美货的小本零售店也表示愿意将其存货暂时束之高阁。但不久，现实的问题就出来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让所有的参与者都失去对抵制成本的估算，时间一长，矛盾立显。
现存的美货怎么办？即将源源不断到来的已订美货又该怎么办呢？抵制遭遇的成本不是一个小数目，据美国驻上海领事估计，当时仅上海一地的存货价值就高达八百万美元。可以想象，对这些存货的处理必将直接影响到商人们的抵货热情。
对于大商人而言，他们是这些存货的直接所有者。如果不卖，他们将付出惨重代价，特别是那些专营美货的大商人，更是面临倾家荡产之虞。因此抵货运动发展到七月末，在一次商人们的集会上，对于抵货的手段，商人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一部分大商人请求得到政府和商会的帮助，售出那些手中的存货，要求“疏通”。所谓“疏通”就是要出售现存美货，与抵制、不用美货的初衷显然是矛盾的。与大商人不同，小商人们抵制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他们明确指出，流通就是破坏抵制，就是开时局的倒车。
双方的意见根本谈不拢，社会上的抵制热情越来越高；而商界，大商人的利益无法补偿。如此一来，运动的参与阶层便有出现分化的迹象。
显然，出现这种现象是陈文强所不愿看到的，也不符合他的利益。虽然煤化厂已经能生产一定数量的煤油，但崖州石化厂还在加紧兴建，要三个月后才能投产。也就是说，他需要时间，需要把美孚石油逐出中国市场，并取而代之。另外，还有纺织企业，挤压美货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也是有益无害。
而且，运动只持续了三个月，远远没有令美国，以及其他列强感受到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威力。更没有让国内民众意识到非暴力地抵制洋货是一种更老练、更成熟的武器，以后也会屡试不爽。
“上海存货大约在八百万美元，其他商埠呢，加起来大约也是这个数目，也就是一千五六百万。”陈文强首先与中侨合资银行的股东们进行了磋商，希望银行能够出手，暂时解决大商人的困难，使抵制运动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合资银行在这次运动中应该挺身而出，顺应民心，出资购买存货的一半，使大商人们能够先解决资金周转，并使这场运动能够持续下去。同时，这也是银行把业务网点再一次进行扩张的机会。”
“各地总存货的一半？七八百万美元，实在是太多了。”
“文强，这手笔确实太大，风险不小。我看不如选择重点地区，做做姿态也就是了。”
“我赞成阿德哥的意见。重点地区嘛，广州就不错，抵制热情最高，咱们又在那里建立了分行，顺应民心是应该的。”
陈文强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