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说：“说‘是的，哈维，这个主意真棒’，要比说‘不’容易得多，所以在他周围工作的人最后都成了好好先生。”
当放映室的灯亮起来后，哈维会说：“大家觉得怎么样？”接下来全场沉默。“大家觉得怎么样？”某个胆子大点的员工说：“我挺喜欢。”哈维会进一步深究：“喜欢它什么？说具体点。”
“我就是喜欢——”
“说具体一点，告诉我，告诉我。”
“我喜欢结尾。”
“为什么喜欢结尾？你喜欢整个结尾？”他会无穷无尽地盘问下去。鲍勃对《性、谎言和录像带》尤其狂热，当他问“觉得怎么样”的时候，有些人附和评论家的意见。鲍勃立即打断说：“不要对我说刚看过的东西，这部片子会赚多少钱？你认为片名怎么样？你认为我们应该保留这个片名吗？”有人表示反对。鲍勃大声说：“你疯了？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片名，仅凭这个片名就能卖得很好。”从营销的角度看，只要片名中出现“性”这种字眼本身就意味着行情会不错。塔斯克接着说：“从那种意义上说，拿到这部影片简直就是找到了通向金钱的跳板。要想覆盖每个领域，必须尽可能主动一些。”
温氏兄弟俩都是出色的谈判高手。他们对于为什么而战以及如何从对方手中得到最需要的东西有一种本能，哈维尤其擅长不断逼近、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确保自己掌握着跟核心决策人物相关的所有信息，要弄明白谁在跟他作对，以及如何摆平他们。在1990年代中期负责购片和国际销售的戴维·林德（David Linde）说：“在这一行，人们什么狗屁话都说得出来，所以你要奉陪到底，你要亲自参与整个过程。如果米拉麦克斯要参加一场谈判，某个制片人在洛杉矶，那么你就得派人去洛杉矶，你要坐在他们面前，盯着他们的面孔，确信他们没有跟别人在谈判。你要弄到他们家的电话号码，要不断地给他们打电话，直到拿到片子为止。如果温氏兄弟丢了某部影片，他们会气急败坏，有时还会破口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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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4）
拉里·埃斯蒂斯对哈维留下很深印象。他回忆道：“每个给我们打电话的人都说：‘我们看过这部电影了，我们觉得特别好，但是我们得给自己的人放映一下。’哈维从纽约打来电话说：‘我们明天能见一下吗？’第二天他就到洛杉矶了。”跟其他买家一样，哈维和他的随从到RCA/Columbia公司的会议室做了一次朝圣。他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做得彬彬有礼，衣冠楚楚，但对不准吸烟的规定却明显表示出不耐烦。“哈维准备了三份海报和一些广告，都放在透明封皮的文件夹里。”埃斯蒂斯回忆道，“他已经做好了营销工作。他们很负责任。”哈维告诉他和制片人博比·纽迈耶：“拿不到这部影片我是不会回纽约的。”他答应出比其他人最高报价还高10万美元的价钱。纽迈耶说：“那时，他们在发行商里排名第四或者第五。我感觉他们确实更渴望拿到这部影片。”
其他所有买家都诋毁米拉麦克斯，管哈维和鲍勃叫什么的都有，还暗示米拉麦克斯年底就会倒闭。南希·特南鲍姆回忆道：“埃斯蒂斯和纽迈耶考虑到他们的名声，显得似乎有些焦虑。我出了一个主意：‘我们找个代表来怎么样？’”她想到了艾拉·多伊奇曼。他跟哈维正好是两个极端。多伊奇曼风纪严整，在花钱方面相当保守，一切过失均按原则处理。他不会乱花一个子儿，除非他知道自己能够收回成本。他说：“大家对米拉麦克斯存有偏见，他们有重新剪辑影片的恶名，好像对影片的最终形样很清楚似的。导演对他们的这种粗野态度往往都敬而远之。他们的影片宣传也很不得体，误导观众。索德伯格尤其担心他们会因为片名而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性、谎言和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