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准备从益州、荆襄、江淮三路伐晋，东晋上游防线面临巨大压力；东晋负责上游防御的桓冲试图以反攻襄阳和益州来破坏前秦的攻势准备，但未获成功。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桓冲趁势收复益州。
东晋末年，益州又为焦纵所割据。刘裕先后遣刘敬宜、朱龄石两度统兵入川，才收复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势的完整。此后，南北双方在梁益一带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乱”后，西魏宇文泰趁梁萧绎、萧纪兄弟内乱，认为“取益制梁，在兹一举。”遣军攻取梁朝益州及荆襄之地，南方遂渐趋不利，连维系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与金对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陕－荆襄－江淮一线形成“常山蛇势”，以四川与陕西相表里，共同维系上游之势。四川既为东南上游屏障，又为甘陕前线的后盾。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了南宋与蒙古对峙的时期。蒙古窝阔台汗时期对四川的大举进攻曾使两川残破，南宋实赖名将余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游根本未被动摇。到了蒙哥汗时期，蒙哥意识到欲破南宋江防体系，必须从上游着手，遂亲自统兵攻四川，甚至不惜亲临合州钓鱼城下，指挥攻城，结果中炮石重伤身亡。蒙古军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继续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为一个单独的割据政权所控制，东南的压力相对还要轻一些。但是，作为长江上游的四川与作为黄河上游的关中靠得如此紧密，而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中间又隔三峡险要，联系脆弱，以至四川地区出现的任何机会都很难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时，北魏邢峦攻取梁州后，上表请略益州，说：“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惟资水路，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即是看到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在四川的不利形势。
因此，尽管四川居长江上游，对于东南意义重大，但在南北双方对四川的争夺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开始。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60章 天府之战（三）
在分处中国四角的几个区域中，四川的地形最封闭，这使得四川比其它地域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治乱交替之际，四川总会产生割据政权。两汉之际，四川为公孙述建立的成家政权所割据；东汉末年，四川先是为刘焉、刘璋父子所割据，后又为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所割据；西晋末，四川又为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所割据；东晋末年，四川又为焦纵所割据；五代时，四川先是为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所割据，后又为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所割据。即便今时今日，它也为冷家所占据。
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不产生独立的割据政权。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那么多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没有一个政权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与一种跟险峻的四川盆地很难说没有关系的政治上的“盆地心态”有关。历代据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于偏安割据，不思进取。
在政治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在德不在险” 。广义地讲，德可代表一种政治上的积极进取，险可代表其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在德不在险”意味着：惟有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的兴盛强大。四川天府之国，山川险固，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这本是据蜀者可以凭恃的有利条件，但历代据蜀者几乎一无例外地未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
公孙述据蜀，惑于图谶，帝制自为，却“不能因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