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见到他的性情，《今生今世》有一段写到结发妻子重病，他去义母家借钱不得，索性一住三日，也不回病妻身边，“只觉岁月荒荒，有一种糊涂，既然弄不到钱，回去亦是枉然，就把心来横了……”关键时候，胡兰成横下心，不怕物议，这不是一般文人所作的。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胡兰成真无赖的性格在这事上展露无遗，但就是这件事情，让他看到真的人生底蕴。有一个细节，他到另一处熟人借钱也没取到分文，他又折返回义母家，一路上怒气冲天，不觉失声大叫：“杀！” 。。
绕不过的肉身（3）
当胡兰成回到家走上灵堂拨开挽幛入内，见妻子玉凤直挺挺躺在板上，盖着被，脸庞已变得很小，像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他立在枕边叫了声：“玉凤，我回来了！”然后他俯身下去偎她的脸，又去被底拉她的手，轻声叫着，一股热泪涌出，他来不及避开，泪水掉下沾湿了玉凤的面颊。他拉着玉凤的手，感到她的手仍很柔软，又见她眼睛微微露开一线，他轻轻抚下眼皮，玉凤合眼了。然后是入殓，杵作把玉凤抬起，胡兰成与儿子阿启捧头，青芸捧脚，将玉凤放进棺内，又把玉凤要带去的东西放好，看过都整齐周全了，最后合上棺盖。
以后两天，家里请人做道场，四岁儿子阿启全身缟素，由众人指教着伏下地去喝红糖水，意为替生身之母喝干血污池。第三天就出殡，他与众人一起将灵柩送上了山。出殡了回家，他走在山路田道上，只感觉下午的太阳荒荒，回到家，上楼下楼空空落落，惟有母亲一人独坐在灶间，他趋上前只叫出一声“姆妈！”，即伏在母亲膝上放声大哭起来。
这一幕留给胡兰成的血痂太深了，那脱口而出大叫“杀！”声，成为了他的习惯，至死未改，他自承：“此往二十年来，我惟有时看社会新闻，或电影，并不为那故事或剧情，却单是无端的感触，偶然会潸然泪下。乃至写我自己的或他人的往事，眼泪滴在稿纸上的事，亦是有的。但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
这样的硬做，有点流氓气，经此之变，胡兰成成了一个从个人偶在的生命出发，不惧意识形态和伦理规范的畸形的江湖弄潮儿。一切从目的论，不择手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何谓诚实？何谓不诚实？爱啊，负疚啊，家啊，国啊，被他弃置脑后。他如《封神榜》里脚踏风火轮，手拿银项圈，敢抽龙王三太子筋的哪吒，“剔骨还父，削肉还母”，他将眼泪连同人生里应该的柔软还给了母亲和妻子，这是胡兰成心中神秘的结，是隐秘不可告人的一隅。他与道德和社会性规范的裂痕越来越大，最后让自由的欲望膨胀到不再为这个民族承担责任，不再为爱承担责任。其实在民族伦理和爱的伦理中，人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不可推卸或转让挪移。
这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没有底线，不讲黑白，使他获得一种自由，谁给的价高就卖身于谁。在汪精卫艳电发表后，胡兰成用自己的笔墨文字马上跟进，他在《南华日报》写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深受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赏识，立刻提升胡为《中华日报》总主笔，被人视为汪精卫的“文胆”。一九四○年汪记伪政府成立，胡兰成任汪伪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法制局长、《大楚报》主笔。在日本战败后，胡兰成是被日本人保护，冒充日本伤兵随着日军撤出武汉，然后隐姓埋名逃脱追捕。
二
没有了善恶，阉割了道德，满足于欲望的实现，干什么都心安理得，胡兰成就像对情感对一切所谓的歉疚有了免疫力。但是我们知道，选择一种事物，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