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那个冷战的起因。
要说明白冷战，还得再补充一下冷战前的人物背景。
十年以前，忽然有那么一天，有一个当时名字还是“刘童”的人辗转托朋友找到我给他的小说写序。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碰到有人央告我作序，我内心不禁一阵窃喜，决定要矜持一下，所以拖了很久才交稿。后来那本书出版了，名字是《？？》（哪个吖？）
我没买，也没读，心想那不过是一个跟我一样对文字有着一些不知深浅的热爱的小文青吧，本以为萍水相逢就此作罢。
未几，同同几次电话执着约见，彼时我跟多数正常的女人一样，越被捧儿越要拿劲儿，特别需要别人的溺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又拖延了一阵之后我们最终见了，见面的时候还有一堆别人，互不相干的那种。
有好多年我都会做这种不着调的事儿，把跟自己交情深浅不一，来源七方八面的朋友没主题地组在一起，二三十人是常有的事儿。
这期间，有人因此谈成了生意谋到了职，有人因此千里相会成为情侣甚至夫妻，也有人因此确定我太不着调而后会无期。
乃至于我常常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或者说使命，就是充当一个媒介，让一些人因为我而遇见，然后因为他们的缘分，以不同形式在一起。
在这些闹哄哄的他唱罢他登场的过程中，能完全留下来组成我自己生命中的某些特别情义的，客观地说，十分有限。
同同是其中的一个。
他那天出现在我的数十人的饭局中，还被我错认成别人，也没生气，挺安静地留下来，后来就一直在一直在。
更熟一些时候，他开始成为我身边少数几个主动担当的人，在我一拨又一拨的“杂烩局”中负责调整气氛：我们玩他发明的游戏，听他唱龇牙咧嘴的网络歌曲，看他跳自创的民族舞，也见识过他装醉时候痛哭流涕的抒情。
我们不知道哪根脑部神经长得差不多，对待对方的方式相当接近。比方说，我们都会很直接说出对对方的真实观感，不论节目，文字还是爱情观或交友方式。
所谓的“真实”当然以批评和质疑居多，在指出对方问题的这一点上，俩人都毫不留情。因为，我们都知道，“情”在这儿，没用。
这个世界上，大概很少人把你批得片甲不留却不让你感到受伤害。其实要做到也不难，只要你让对方确切地知道，你是如何地把TA放在心上。
我们似乎随时都会聊，似乎什么话题都聊。聊到兴致时可以不顾坐姿不顾吃相，不顾措辞地不用做铺垫地说出心底各种无伤大碍的小龌龊。
跟谁是否亲近，不在于你在TA面前多么完美，而在于你敢把多么不完美的自己在TA面前摊出来，不但摊出来，心情还很放松。
同同是不多的几个让我完全无所谓自己有多不完美的周围人，我们在彼此面前很放松，很真实，真实常常是不美的，但真实常常是令人内心柔软的。
渐渐，我很少会叫他名字，对别人说起他的时候，都是说“我弟”，说得很顺，全无挂碍。同同也一样，我是他姐，发嗲的时候叠字成姐姐，郴州味儿的。
这种感觉一度让我十分依赖，这种良好的姐弟情义在许多年似乎也没有经历过任何的考验，如果为了配合我们姐弟都是以写字为生，简直可以用“人生如初见般美丽”来形容它。本来就是嘛，因为不存在彼此占有，因为对对方没有额外期许，所以总觉得有股子如出水芙蓉般的和缓和真切。
哪知，天晓得，猛然有一天，刘同红了。
虽然在此之前我每年对他的祝福中都包含有“红”这一条，但一旦既成事实，我才恍然发现我原来那一堆一堆虚胖的祝福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