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的擎天神阿特拉斯一样，养活了大约二百万的寄生阶级，包括将军府的政府、大名府的机构，并为武士提供俸禄等等。他们要向大名交纳实物税，也就是一定比例的农作物。同样是出产水稻的国家，暹逻的传统赋税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40％，而实际交纳的还要高。在有些藩国中的比例高达80％。此外，还经常会出现强迫劳役和工作的情况，这消耗了农民的精力和时间。同武士一样，农民自己也限制家庭的规模。在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基本没有变化。59【59萨评：人口问题在农业社会没有实现机械化前是一个让统治者头疼的事情—他们都希望自己统辖的人口越多越好，但是，靠天吃饭的宿命会造成丰年人口大增，而歉收年这些人口要么饿死要么起来造反，对统治威胁极大。各国统治阶层采用了不同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埃及法老用建造金字塔的方式消耗掉丰年的过剩粮食，斯巴达人定期屠杀种田的希洛人，而中国则为国家增加了收集余粮、在歉收时提供赈济的政府功能。日本这二百万寄生阶级，也有意无意地起着金字塔的作用，当没有足够粮食的时候，武士们的俸禄就会被扣留或打折发放，同时冠冕堂皇地要求他们“公忠体国”。】对一个亚洲国家而言，人口能够在这么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之内基本保持不变，足以说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不论对寄生阶级还是劳动阶级，政府都实行斯巴达式的限制。但在下属与上级之间则存在着相对的依赖性。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及地位。如果这些原则受到侵犯，连最贫困的人都要进行反抗。
即使处于极度的贫困状态，农民也起来反抗封建领主和幕府当局。在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间，至少有一千次农民起义。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四公六民”的传统重赋，而是要抗议额外的赋税。如果实在忍无可忍，他们就会成群结队涌向藩主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裁决的过程却是井然有序。农民们写好要求重新调整赋税的正式请愿书，然后递交给藩主的管家。如果请愿书被管家扣压，或者藩主不予理睬的话，他们就派代表去江户，把书面控诉呈送给幕府的将军。在一些有名的案件当中，都是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街上拦截幕府高官的轿子，直接将请愿书呈送给高官。尽管农民在请愿当中要冒很大风险，但幕府当局会立刻进行调查，其中一半的判决对农民有利。
然而，幕府当局对农民请愿所作的裁决却并不符合日本法律和秩序的要求。虽然农民的抱怨是正当的，国家对他们的尊重也是明智的，但是农民领袖们已公然违反了等级制的严峻法令。尽管最后判决结果对农民有利，可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农民起义者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必须效忠”这一基本法律。因此，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如何正确，他们也应被判以死刑。甚至那些农民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被判处死刑的人被农民视为英雄。人们聚集刑场，亲眼目睹请愿的领导者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是被钉上木架，但在场的农民们却没有进行暴动。这就是法律，这就是秩序。人们可以在事后给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建祠，并将他们尊奉为殉难烈士，但他们必须受到惩处，因为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律的核心。60【60萨评：除了开采石川银矿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时代，古代日本由于贫困不得不长期采取严格的半配给制度。在“太平盛世”，农民谨慎地保证自己不被饿死，贵族谨慎地按等级享受规定的奢华，很少有人逾越社会的规则，他们宁可服从和忍耐。这样的社会就像用薄纸编的篮子运一大堆鸡蛋一样，人人都必须小心翼翼。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同，中国人不是很怕动荡，大不了逃荒罢了。而日本人决不抱这种奢望—狭隘的岛国意味着他们无处可逃。或许，这是日本人更容易接受军国主义的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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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安其位（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