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去掉。最后，杨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来自周扬。（三）我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吸收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提出的意见。〔40〕
中央党校的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据沈宝祥说，胡福明于4月14日、15日改了一次。由于他急于离京，没有来得及把讨论的观点全部反映出来。马沛文、王强华后来根据杨西光和会议讨论的意见接手修改，“才把上述观点基本体现出来了”〔41〕，这就是4月20日的修改稿。第二天，稿子送给了孙长江，由他继续修改。在随后的两天里，马沛文、王强华、杨西光又讨论了一次，并作了修改，然后再把稿子送给孙长江。经过4月20日、23日、24日连续三天的修改，文章“增加了内容”，即：文章的结构由三大段变为四大段；突出了邓小平关于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关系；加重了结尾部分的分量。
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7）
在此期间，杨西光曾两次到中央党校同吴江、孙长江交换过意见。此后，孙长江以胡福明的文章和这次谈话的意见，还有他们自己写的文章为基础进行修改。经过这次修改，文章“质量上有了提高”，而且“对原来的稿子做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此外，文章还举了毛泽东1958年修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的论据增加了分量”。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成条文上，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孙长江在修改时还加了小标题，“使主题和表述更加鲜明”。〔42〕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孙长江，在文章发表6年之后给《光明日报》社和总编辑写了一封信，讲了修改这篇文章的一些情况。他说，1978年3月间，吴江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在向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这时候，《光明日报》也想搞这个问题。杨西光得知上述情况后，请人告诉我，他们有篇同类文章，希望帮着搞。4月中旬，杨西光派人接我到报社，讨论那篇稿子。胡福明在场。4月21日，《光明日报》王强华把胡福明根据大家意见修改后的文章小样送给我，同时也送给了吴江，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吴江看完小样后，认为文章写得有勇气，但理论和逻辑性较差，叫我尽量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题目还用我们原来的。我搞出一个稿子，由吴江修改、补充，然后送给胡耀邦审阅。但他认为，文章“基本上重写了”。〔43〕
孙长江在信中还提到了署名的问题。他说，尽管文章基本上重写，但在落款上还是写了“《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修改”。吴江考虑到修改后的文章吸收了人家的稿子，也就表示同意了。但是，后来有人提出，文章实际上已经重写了，整个过程胡福明都没有参加，而且其中有些是领导同志的意见，因此，再用外稿作者的名字已经不恰当了。经过再三斟酌，删去了“作者胡福明”这句话，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从以上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这篇文章在正式发表之前，经过了几个人的修改。所以，胡福明认为，“这篇文章成为集体创造”。虽然《理论动态》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将胡福明的名字删掉了，但承认文章由《光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