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沉入水底。”太意外了，我问：“那我们全村的人呢？”“移民。”他们回答得那么干脆。只有七八岁的我，怎么听得懂“移民”二字，怎么想得到移民会给我们家、我们村带来怎样的苦难？但有一点是听懂了，那就是水肯定要把我们整个村庄给淹了。
回家我告诉了妈妈。妈妈毫不在乎地说：“他们瞎说，你不要听他们的。”
自从测量队的人在山上插上红、白、黄三道小旗后，全村就议论开了：“铜官要造大坝了。我们要移民了。”“我们村到铜官有*十里路，就是造水库，也淹不到我们这里。”……那一阵议论后，我们村上的人又集中精力办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和土改复查，谁也没有去理会那些测量队员是来做什么的。50年代的小山村，没有广播也看不到报纸，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山外的情况还真是不清楚。
1958年底，港口、富文、妥桥等乡镇的人移到临安、建德去了。1959年1月，屏峰、桥西、文昌的人也开始移了。2月，与我家相邻的金峰、外桐乡也开始动员了。
消息再一次传到我们村里，全村的人再也坐不住了，“移民”浪潮一下席卷淳安全县31个人民公社158个生产大队。
3月25日，淳安县移民办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公社，召开了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和社长会议。又派村代表去考察，我们村去参观的孙彩莲和童春香，回来当天晚上召开了全社社员大会。孙彩莲这位有魄力的女支书，在会上动员说：“新安江大坝提前封堵，我们就得提前移民。我和春香到开化考察，也没有选择余地。党和政府号召了，我们就得响应。上级安排了我们村搬迁的时间是4月15号，这一天我们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今后走集体化道路，吃饭在食堂，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 。。
5．我的移民路（3）
那天的会，说是动员会，实际上是下命令。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简单，干脆，做事只需一级一级地往下命令。
但说是下“命令”也不尽然，这里面还隐含对未来、对集体化道路的期望。如果真的共产主义了，吃在食堂，住在瓦屋下，还要带那么多拖泥带水的杂物干什么呢？
这日子来得太匆忙了，短短的20天，他们能做些什么呢？什么都来不及了。
4月8日，我妈妈不顾一切赶往排岭，把爸爸从淳安建筑公司拉了回来。
这天开始，松崖供销合作社就在童家宗祠门口操场上，收购坛坛罐罐。木头、门板6角钱100斤，大橱柜每只5元钱，小橱桌每只2元钱，大坛1元钱1只，小坛只能卖1角钱。开始一天，大家还有一点积极性，第二天，热情急降下来。后来，不准带的家具干脆丢弃在家里了。只是在传统的观念里让他们留下终生遗憾的，是他们顾不及把祖宗的尸骨从山脚坟墓中搬到山顶，也顾不及上山去向祖上求愿和祷告。松崖村这千年古村落就将永远浸入水中了。没有告别仪式，但真的就要永远告别了，告别居住了一千多年的松崖古村落，告别824亩日夜耕种的良田肥地；还有2400多亩青山以及马上要像沙子一样散去的邻乡的乡亲和友朋。而对我来说却是要告别朝日相处的同学……
移民开始了，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搬家具、农具，最后留下一只大橱柜，我爸爸跟我说：“大郎，你妈腰不好，这只大橱柜就我们两个人抬吧。”我从堂叔家里借来两根竹竿，爸爸把前面竹竿留得长长的，抬起后，爸爸的双脚和大橱柜的两脚经常相撞。松崖到息村埠码头上船有五里路，当时身高不到米的我，抬着一百多斤重的柏木橱柜，翻过了松毛岭，也不知歇了多少次，我也不知流了多少泪。爸爸一路上总是说：“再坚持一下，就到了。”这句话我爸爸每讲一次，我大颗大颗的眼泪就往下掉。已经过去了近50年，但那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