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规范谈判机制是一个重点，另外，“应该解决近期的快速启动资金，发达国家要把出资的份额落实到国家，这样才能把快速启动资金落实，”同时应该把技术转让、技术合作的机制确定下来。
但是要解决机制和资金这两大问题，专家直言目前困难和阻碍很多。
哥本哈根会议结束后不久，气候组织中国政策与研究项目总监喻捷就分析说，美国的动作，事关墨西哥气候大会成功与否，而美国国内至今的立法形式让它在年内难以有突破性行为。具体是指，美国援助的资金来源仍不明晰，它的减排计划也难以再突破。喻捷认为，一旦美国无实质表示，欧盟和其他国家就自然找不到继续减排的推动力。
因此，最终影响会议进程的，用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成员奥尔登·梅尔（Alden Meyer）的话说，“还是那些大国。”
关于这些，网络和论坛的讨论很是热烈。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的一番话也间接点明了大国在未来谈判时的可能表现。在2010年2月举行的“经济每月谈”上，于庆泰就直说了，“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各个主要方的立场不大可能会有实质性的变化。”他所指的各方，除了一直对气候怀抱合作态度的国际努力、为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发展中国家立场，还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责任的既定政策，不会有实质性改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结语：行动，改写预言（2）
综合专家们的看法，两个工作组的谈判机制已经受到挑战，资金问题预计难以落实，墨西哥谈判仍将受到“老大难”的阻扰。因此不少人对它的结果不抱希望。
2010年4月中旬，美国气候谈判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公开表示，希望公众和与会者都降低期望。言下之意，也就是说2010年气候谈判之路不会平坦。
根据前文对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地区的形势分析，气候组织中国政策与研究项目总监喻捷做出“墨西哥恐怕仍然是一场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政治聚会”这一猜测，并直陈，“哥本哈根会议从希望到失望，墨西哥会议恐怕同样如此。”
喻捷的悲观论并非一家之言，格林菲尔德环境管理公司CEO张宁、甚至是墨西哥之后的气候峰会主办国南非，也对墨西哥会议结果持悲观情绪。
当然，我们看到的并非全都是负面情绪，还有一些对墨西哥气候大会寄予期盼的人，以及保持乐观的分析者。
哥本哈根会议后不久当选为《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主席的约翰·阿舍表达了对坎昆气候大会的期望。他期望在坎昆能够做成某些事情，“可能是一个法律协议的某些要素。”大唐集团CDM办公室主任唐人虎则认为，国际谈判的过程往往曲折，拐点总会出现。墨西哥会议毕竟还有时日，发生好的变数不是没有可能。
先不论外界预期值如何，为墨西哥气候谈判扫除障碍的行动始终没有松懈。2010年以来的各种与气候话题相关的会议，都向我们传达着尽力而为的信心。
为保证墨西哥会议不再出现类似哥本哈根的会议程序问题（未按巴厘路线图的授权进行公约和议定书两个工作组的谈判），中法等国在2010年年初就建议在原本安排的6月和11月两次谈判基础上，再增加两次。解振华表示，如果4次不够，希望还能增加谈判次数。
2010年1月底，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在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年会（冬季达沃斯）提出新的呼吁。他希望有一种能同时刺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共同行动的经济机制，这将有助于在坎昆会议上达成积极、广泛、丰富的协议。
2010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