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迪十几岁那会儿，一旦他抱怨或者显露出对码头厌烦的情绪，他父亲就会没好气地抢白他一句：“怎么？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后来，当他建议爱迪中学毕业后在码头上找份工作时。爱迪差不多笑出声来，他父亲于是又说：“怎么？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在去打仗之前，爱迪讲到想跟玛格丽特结婚并且成为一个工程师。他的父亲又说：“怎么，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
尽管如此，眼下，他还是在这里，在码头上，做他父亲的活计。
一天晚上，在母亲的催促下。爱迪终于来到医院。他慢慢地走进病房。多年来拒绝跟他讲话的父亲，这会儿连试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用一双沉重的眼睛望着他的儿子。爱迪想了半天；可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好做了一件他能想到的事；他举起他的两只手。让父亲看他的沾满油腻的指甲。
“别大惊小怪的，孩子：其他的维修工人们跟爱迪说。“你的老家伙会挺过来。他是我们见过的最硬的一条汉子。”
父母们很少会对他们的孩子放手，所以；孩子就对他们的父母放手。他们向前走。他们向远处走。那些曾经让他们感到自身价值的东西—母亲的赞同，父亲的点头—都已经被他们自已取得的成绩所替代。直到很久以后。当他们的皮肤变得松垂了，心脏变得衰弱了。他们才会明白：他们的故事和他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基于父母的经历建立起来的，就像生命之河里的石头。层层叠叠。
当他父亲的死讯传来—“他走了。”一个护士这样告诉他，就好像他父亲出去拿牛奶了—爱迪感到一种极端空虚的愤怒，一种在笼子里打转的愤怒。像大多数工人的儿子一样，爱迪渴望他父亲会像英雄一样地死去，以抵消他一辈子的平庸。一个瘫倒在海滩上的酒鬼，没有任何光彩可言。
第二天，他来到父母的公寓，走进他们的卧室，打开所有的抽屉，好像会在里面找到一些父亲的影字。一些钢镚儿，一个领带夹、一小瓶苹果白兰地、一些橡皮筋、几张电费单、几支钢笔和一个侧面印着美人鱼的打火机。爱迪在这些东西中翻来翻去，终于，他发现了一副扑克牌。他把它揣进了口袋里。
葬礼规模很小，且过程简短。在葬礼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爱迪的母亲都生活在恍惚之中。她跟她丈夫讲话，好像他还在那里。她朝他吆喝，让他把收音机的声音调低。她煮两个人吃的饭。她把床铺两边的枕头都抖松，虽然只有一边睡过。
一天晚上。爱迪见她正往厨台上摞碟子。
“让我来帮你，”他说。
“不用，不用，”他母亲回答。“你父亲会把它们收起来的。”
爱迪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妈，“他柔声地说道。“爸去了。”
“去哪儿啦？”
第二天，爱迪去见调度员。告诉他自己辞工不干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和玛格丽特搬回了滨林路上的公寓，他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单元6B…狭窄的过道和厨房里望得见旋转木马的窗子。他已经接受了游乐场里的一份工作，以便照看他的母亲，对于这项差事。过去他在年复一年的夏日早早巳训练有素：“红宝石码头”的维修工。爱迪从来没跟人说过—包括他的妻子、他的母亲，或者其他任何人—但是，他诅咒他父亲的死，诅咒他把自己陷在他一直想逃避的生活里，他好像听到老家伙在坟墓里高声大笑。显然，这生活现在对他来说巳经够好了。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三十七岁。早餐开始变凉了。
“你看到盐了呜？”爱迪问诺埃尔。
诺埃尔一边嚼着满嘴巴的香肠，一边从车厢式座位里探出身去，伏在另一张桌子上，抓起一个盐瓶。
“给，”他嘟哝一句，“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