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歌:我有时候想,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更能令创作者积聚起能量,从而产生更为强大的创作冲动的。“地下”的状态也许反而能成就一些好的作品。伊朗电影的成就,好像与禁忌有一点儿关系。
王小帅:对。当禁忌明确存在时,实际上它是为你堵住了一条路。当此路不通时,你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念的了。另外,从艺术作品所要有的社会批判性的一面来说,禁忌成为加强批判性的又一辅助。其实这点在前苏联,波兰,前捷克等等地方更为明显。伊朗的宗教禁忌只是更为明确了它的禁忌范围,那个禁忌范围大到艺术无从下手,所以就拿孩子做文章,拿孩子做文章反而使电影走向了更单纯和纯净。而这样的沟通全世界都明白。人心纯净的一面反而在这里看到了。
荆歌:徐静蕾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小众也是众。”文艺创作,都说是为人民服务,为读者而写,为观众而拍电影。对于这个问题,我一个写小说的,其实也经常在考虑。我写出来的东西,到底是哪些人在看?我到底是写给谁看?这个问题,你积极地想,就是在世界你所不知的角落里,总是一些情相近者,在喜欢着你的东西,在默默地阅读,默默地关注。我写小说这么多年,我认为自己是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读者群的。这些人为数不是很多,但他们认真、专业、专一。为他们写作是幸福的。但如果消极地来想问题,你写出来的东西,看的人最多也就一万两万,三万五万是了不起的了,中国有多少人呀,世界上有多少人,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呀,受关注的程度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这样想就会很沮丧。但是,写作的意义有时候就像人生的意义,你人活着,要是总想活着有什么意义,为谁而活,就会觉得活着是很没有意义的。写作的意义,其实还是对自己有意义。因为自己喜欢,能够在写作中得到快乐,发现意义,实现自己。我想,像你这样的导演,对于电影的认识,与我们写作的,应该有许多共通的地方。
王小帅:对。王羲之他们在小溪旁喝大了写诗,写字,就是一乐。现在说这个有点显得不太负责任,因为我搞的和他们不能同日而语。我们也不是钱多得不用再干活了。但我认为,文艺创作除了为工农兵服务这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原则外,不能忽略的就是创作者的表达功能。大众从艺术创作者的表达中去体验另一种对世界的认知。不是说中国没有这样的作者,而是这样的态度不太适合国情。所以这部分容易被忽略。大众也就不能自觉地建立一种对待艺术的准确认知。我们现在说的书的畅销,电影的票房,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种物质消费,你的东西正好契合了现在物质消费时代的人的需要,只是物质消费的另一个代替品,比如拿着可乐吃着汉堡包,是现代消费的一个终端而已。什么时候,快速的建设真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游戏也到了一个规范化时代了,一切就会慢下来,慢下来的人们就会想要点别的了。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如果还在坚持自己的想法的话,固然就有点像是自娱自乐了。没办法。
荆歌:大众和小众,都是众,究竟多少人以上才可以被称为大众?多少人以下才是小众?拍一个电影,是不是要全世界人民人人都看?我们说百姓百心,对艺术的欣赏,更是千差万别的,怎么可能有一部作品,搞得人人都来看,人人都爱看呢?说到底还是商业,是产品,让大家都喝咖啡,喝可乐。所有的着力点,都是在票房,唯一的目的,就是票房,我是不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拍出真正的好电影来的。
王小帅:这就是我在前面说到的“好”“坏”的问题。好、坏的标准怎么定,由谁来定?定在哪个范畴里?我跟我儿子交流就很有体会。你无法跟他说可乐不好喝。你只能跟他说喝可乐不好。可是它明明那么好喝,好喝,为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