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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八十年代有很多风华正茂的导演,很快就都没有了,我觉得这并不单是社会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我觉得是自身电影文化的准备不够,因为你凭着热情和天性可以拍一阵子,对电影的认识往往也跟对生活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你对生活的体感减弱变得不敏感之后,对电影方法也就不理解了,它们是互补的是共存的。
王樽:我看过《新桥恋人》导演卡拉克斯的一个访谈,他的电影很少,他说主要原因是他必须找到自己热爱的女主角才能拍电影,他的动力就来自这里。你拍电影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
贾樟柯:也是来自人。因为每部电影里都有一个人物形象让我特别想拍下去,比如《小武》里面的人物,他的自由劲和不自由劲,就让我特别的想拍;《站台》、《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也是一样。不管对空间、建筑怎么着迷,最后拍电影还是为了拍人。
王樽:在你拍的人里面,没有一般电影那样光彩照人的大明星,你感兴趣的人经常是类似于小武这样比较边缘和底层的人。
贾樟柯:我只对真人感兴趣,所谓真人很简单,说人话,做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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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 荆歌:独特的叙述者和记录者(1)
荆歌:你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是两年后才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吧?在福建厂拍片了吗?后来怎么又回北京了?
王小帅:毕业那年正是1989年秋,本以为很多要人的单位突然都不要了。只有福建厂和八一、长春还要。我那时小,学分又是最高,学校说优先让我挑,就很飘飘然。当时福建厂厂长是我美院附中一个同学的爸爸陈剑雨,他本人又是《红高粱》的编剧,还亲自到学校来和我见面。我觉得那里很真实,去了就有电影拍,就决定去。什么户口,档案都过去了。就这么突然离开了自己生活学习了八年的北京。两年后才去福建厂是因为这中间陈厂长又调离了,新厂长还没定,我就后悔了。但已经晚了,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啊。就在北京赖了两年。学校也回不去了,就绕着学校,租房或借朋友的地方睡觉。总想多闻闻学校的味道。像一个失恋的小孩。后来还是去了。我不想再说在福建厂的那段了,呆了两年。那段日子虽然有绝望,但现在想起来里面的财富也是很多的。它让我的人生又多了一个停靠的站,那么多的朋友,同事,都对我很好。有一次大家喝多了,我一头昏倒在厕所里,他们把我抬进屋,围着我坐着。看我写的无数的剧本,就感叹。你看,这些好心人我都一一记得,应燕夫妇,王利军夫妇,邓杰,郑文昌,于晓军,等等。他们都是我的财富。还喜欢上了铁观音。文昌一泡茶,满楼道都香。后来是因为厂里明确不让我们毕业生在五年内有拍戏的可能,我就在那次会议的中途溜出来,背了我简单的包,锁了宿舍的门,就离开了那个本来的希望之土,又回来闻北京的味道了。
荆歌:回来之后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是辞职,还是把关系调到北京的什么单位了?
王小帅:回北京是没有办任何手续,当时已经风行停薪留职什么的。但我不会。连请病假都不会,直接走了。组织纪律太差哈哈。户口,档案都在厂里。回北京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成了后来说的北漂了。很恐惧,像一场梦,怎么在北京生活学习十年,一醒来,自己又成外人了。太年轻吧,除了那一点点残留在脑子里的理想,社会的一套一概不懂。就背着个行李到处借宿,邬迪家,庞明家,杨树,杨涛他们在北影的小屋,北影招待所等等,一天一个床的睡。好在那个味道还在,依然浓厚。拍完《冬春的日子》以后,就被厂里除名了。现在不如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