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烨:本子是文学系一个同学写的。然后我们再一块儿改。然后找投资,然后买厂标。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厂标。
陈伟文:当时厂标多少钱?
娄烨:原来十万,后来不到十万。那时候已经慢慢降价,作曲是福建厂当时的厂长。沟通挺好的。投资八十万,后来超了,追了一点。
陈伟文:这个影片有个角度令人印象深刻,低机位拍摄地面,前景是一堆垃圾。我们给你起了一个外号……
娄烨:脏乱差。
陈伟文:垃圾篓。
娄烨:我对脏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陈伟文:现在回过头看,当时拍《周末情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娄烨:第一个感觉特别解放,可以不管技术问题了。我第一次拍长片,突然发现,我语言没有问题了。我应该关心这个人物是怎么回事,我想传达什么情绪,当时有一种兴奋。后期很长,大概是开始做后期一个月后,就把片子剪成了,然后有一次特别大的变化,就是重新剪了一次,一直到今天那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过程,当时上影的老剪辑师都疯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剪辑,都是手摇的,特别累。
陈伟文:为什么这么做?
娄烨:因为剪出来以后,我觉得不是我要的那部片子了。那个感觉我认为拍摄的时候都已经拿到了,但是为什么剪辑起来不是我要的?然后我就检查所有素材,发现衡量标准不对,该用到的素材都剪掉了。这是一次特别大的变化。我现在都记忆特别清楚。那个剪辑师是上影老剪辑师,特别有经验的,后来我和他交流,我得感谢他,他接受了我,实际上按照一个通常标准来说,应该要去掉的素材,恰恰是我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的话,它决定了你使用素材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这一点当时是特别有感触的,我突然觉得,一下子悟到很多东西,一下子和以前学习的那个过程通了。
陈伟文:其实之前你的四部电影,都是扎实地在作语言尝试。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娄烨 陈伟文:全世界的导演都在解决时间问题(6)
娄烨:实际上每部电影都有语言的工作在那儿。当然有完全解决语言问题的,就是《危情少女》,那几乎是一个作业。在《周末情人》之后,我突然发现我还不行,我的语言还不自由。我还缺一大块儿。在《周末情人》那个故事框架里面刚刚好,我的语言和我想表达的正好在一个层面上,够用。但我觉得我的语言马上会造成障碍。1995年我就做了一个特别极端的《危情少女》,反纪录的这种做法。我看我的语言的宽度到哪里,看我的语言呈现的边界在哪里。这个工作现在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一个纪录框架里,可以到达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状况。
陈伟文:我想起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语言的边界就是你世界的边界。
娄烨:如果你的语言非常窄的话,它影响你对世界的理解。可能小说也一样,但我觉得电影特别明显。因为摄影机就是你的眼睛嘛,你怎样来构成这个现实,特别直接,语言到哪儿你到哪。比方,你的语言如果只能在全景,那就是全景,进不去。不可能给特写,一给特写就出错误。到什么时候你给特写也可以了,这说明你对现实的近处观察已经解决了。也就是说你对世界的态度不是一个全景态度,而是可以进入到近景的。
陈伟文:你刚才说到拍了《周末情人》之后思考的问题,说明你是自觉地意识到你的语言可能会受限制,然后你做了新的语言尝试。那么,它在现实中获得的评价,对你以后拍片会有影响吗?
娄烨:第一部电影完成后,得到的评价没有涉及到语言。从我的感觉,拍到现在,还没有对我的电影进行语言评价的。这个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