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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我忽然想岔了,想起我正写的一小说中人物,我借他的口,挪用歌德的话:生命是灰色的,而理论之树常青。
王朔:说实在的,国外卖电影非常简单,就问你谁演的,我必须知道。但华语地区他们知道谁呀?他们不就知道一两个人么?都说挣着钱了,《甲方乙方》投四五百万,北京收一千二百万,全国三百万,总共一千五百万,本利和。《天下无贼》投三千多四千万,票房一亿二,谁挣着钱了?反正我知道投资方之一“太合”没挣着钱,一年之后投的一千万还没收全呢。票房成功,都是聊出来的。
低于两百万的小成本电影,靠国外电影节和艺术院线、博物馆、大学、基金会、私人拷贝就能把本钱拿回来,还能小赚。所以你看拍地下电影的日子都过得挺好,光听说有投电影赔了跑路的,没听说拍电影有活不下去改行的。
你知道前两年那个刘庆邦小说改的地下电影《盲井》,得了一堆小奖。当年是卖得很好的,但是发行电影的所有发行商都亏钱了。上座好才是真好,还有下回。比如说《小武》当年发得好,上座也好,那些欧洲人忽然发现了中国的另一面,一个非常真实到今天还像是战后的小城镇,人物也是以他们熟悉的那种意大利街头罪犯的态度在对待生活,既自暴自弃又光明正大,甚至比一般人还要正直,硬着头皮维持着自己的荣誉感,其实那荣誉感在他家人面前都不存在。我这是瞎说,但我确实觉得《小武》像意大利电影。他们看得懂,也会喜欢。那个电影大概是贾樟柯电影中最无心机的。接着《站台》野心就太大了,痕迹也出来了。《世界》是一次不成功的商业片试探,意图太明显了,关系太对应了,再也没有比世界公园更笨拙的隐喻了。他显然不是个万能导演,也不必去寻求广大观众的认同。商业片就是类型片,做元素嫁接是没有意义的,一次成功也不能解决今后所有的问题。就像第五代导演一样,第六代至今也没一个有机会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类型片导演,他们注定只能是摆脱不了个性的作者导演。要广为大众传说,只能关心现实中的穷人了,这大概是每个小知识分子走投无路最方便的去处,但那最好不要去拍电影,不要把人家当资源。
获奖容易,卖片难。国际上还有一套放映的技术标准,我们往往达不到。比如说,洗印,车间空气洁净度不够,药水太脏,老不换,还经常给你洗坏了,比较稳的是到国外洗去。去日本,去澳大利亚,最损泰国,还不是钱?还不是成本?
孙甘露:我在悉尼见过那洗印的地儿,人人都会告诉你,谁谁谁的片子在这儿洗的,成一景点了。
王朔:国内也有很好的混录条件。长影也有最先进的,但是混录师不靠谱。譬如说,我们这里特别喜欢往声音里加混响,唱卡拉OK,那叫好听,放电影上,那叫做作。
孙甘露:徐静蕾也说这个,混响的事儿。
王朔:五百万到一千万这一级别的投入,实际上就等于你既没有国外市场,国内又根本吃不下来,是个很危险的数。宣发费、财务成本、管理成本、税收……这得需要多少票房?
孙甘露:现在好像不学好莱坞,弄它几千万宣,就不是卖电影呢。
王朔:投入三百万危险不危险?一样危险。口碑极好,一千万票房,到头了。《疯狂的石头》也就是一千来万。再有,你是不是能如期收回分账也是个问题。中间还有税收等好多问题,你最后拿回来的毛利可能不到百分之几,好多时候,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