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久，押送员来了，对着门外的监控摄像机挥了挥手，监仓铁门“哐”的一声徐徐打开。我和另外两个犯人排好队，双手做投降状举过头顶，背对着押运员站立，由他逐个搜身完毕，方才指示第二道监仓铁门打开，接着我们进入监狱大楼的走廊。
监狱就是犯人的世界，这监狱大楼走廊相当于大马路。用狱卒的话来说，我们犯人上这大马路必须得乘坐押运员这辆“Taxi”才行。监狱严禁犯人单独在这样的大马路上行走。
于是，我们一行三人乘着押运员这辆“出租车”，行走在监狱大楼的走廊。我们一字排开，靠墙右侧行走，押运员殿后，靠墙左侧行走。我们走到楼梯门口停住，等候押运员去押运同一楼层其他监仓的犯人汇合在一起，然后押运员打开楼道门，我们鱼贯进楼道，下楼梯，到下一层楼道出口等候押运员开门。楼道门开启后，我们进入另一条大马路，通向监狱的各个功能区。我们由押运员送往各自的功能区，包括教室、医务室、会客室、厨房等。一路上，犯人的任何举动都在监视镜头之下，任何门的开启都须经由狱卒打开。在监视器无处不在之中，在狱卒如影随形的盯着你后脑勺之中，每个犯人机械地来到自己的目的地。
我走进教室，向沃特女士露出灿烂的笑脸，主动在她的课表上签了两节课的名字，接着走到文件柜，拿出我的光盘文件夹，再到一台开启的电脑前，熟练地插入光盘，移动鼠标，打开文件。然后我戴上老花镜，将笔记本摊开，拿出笔，装模作样研究起自己的案卷来。
正是在沃特女士的教室之中，我产生了写作《狱中一日》的动机。在教室，犯人只能用电脑阅读自己的案卷，不能上网，不能用电脑写和打印任何文件。刚开始用教室电脑的时候，我的新鲜感在几分钟之内化为泡影，这久违的键盘和屏幕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我的双手双脚已经被捆住，连嘴巴也不能说话，只能两眼看着检察官与FBI变戏法似地安排证据与证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起诉你、指控你，竭尽所能地挖你的老底。而我有的只是一堆白纸和几只铅笔，还有永远在监控之中的信件、电话、探访以及每小时动辄数百到近千美元收费的律师们。
常常在教室阅读案卷的无奈之中，我抽空写下我的狱中随感。我这用惯电脑键盘的手面对电脑，却不再使用键盘，而是只用鼠标翻阅光盘中的文件。于是，我左手握鼠标做样子，右手拿铅笔开始在笔记本中写中文。
入狱以来，我只有在上小学时用过的铅笔又成了我在监狱中的随身物品。重新恢复手写汉字之后，最大的问题是许多汉字写不来了。我一直习惯在电脑上用拼音输入汉字的，结果换成手写之后生疏了许多。最后托秘书邮购了一本《新华字典》过来才解决问题。
对于我来说，有书读，特别是有好书读，有笔有纸可以写字，这就是我最大的自由。在检察官和FBI们运用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权力对我网罗罪名的时候，我的笔和我的书常将我的思绪带出了囚室和教室，带出了怀特监狱，飘向了遥远的地方。
今天的教室是一样的安静。墨西哥犯人比尔正在轮椅上学英语，我见过他好几次了，气色一次比一次好，似乎坐牢对他来说无异于疗养，并兼免费的学英语。坐我旁边的同一个监仓的犯人Q，正在全神贯注地看自己的案卷，屏幕上赫然出现手枪和车祸的照片。附近其他的犯人同学则戴着耳机在听FBI监听他们的电话录音，有的犯人边听边笑出了声音，一定是以前的某些对话勾起他的什么往事了。沃特女士在不远处的一张圆桌前给几个文盲犯人讲美国历史，同时也在一只眼盯着我们的这些用电脑的犯人。
下午3点15分 探视
“Wu； you got a visit； non…contact。”狱卒开门来喊道，告诉我有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