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过签定生死合同的矿工，在《世界》里演过一个背着黑色提包，来处理二姑娘后事的亲戚。这次我觉得他应该变成这个电影的主角。我们两兄弟少年的时候非常亲密。他十###岁以后离开了家，到了煤矿工作，逐渐就疏远了，但是我知道他内心涌动着所有的感情。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们话非常少，非常疏远，非常陌生，就这样看着偶尔笑一下。想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到他的面孔。我每次看到他的面孔，不说什么，但我就知道，我为什
么要一直拍这样的电影，为什么十年的时间里我不愿意把摄影机从这样的面孔前挪走。
我们太容易生活在自己的一个范围里面了，以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只要走出去一步，或者就看看我们的亲人，就会发现根本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拍，不能那么容易将真实世界忘记。
我表弟后来来到剧组，我觉得演得非常好。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担心他跟很多四川的演员搭戏搭不上来，怕语言有问题。他说，哥，你不用担心，我听得懂，我们矿上有很多陕西四川的工人，所以陕西话、四川话我全部能听得懂。他沟通得确实很好，跟其他当地的演员。特别是拍到他跟他的前妻在江边聚会的那场戏。他的前妻问他一个问题，16年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到奉节找我了？我写的对白是，春天的时候，煤矿出了事情我被压在底下了，在底下的时候我想，如果能够活着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看你们，看看孩子。这个方案拍得很好，第一条过了。他拉着我说，能不能再拍，我不愿意把这些话说出来。为什么把这个
理由讲出来呢？因为他说在矿里面什么样的情况谁都了解，如果讲出来，感觉就小了，如果不说出来感觉就大了。
他说得非常好，生活里面那么多的事情何必说那么清楚呢。就好像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前因后果，没必要讲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面对这个时代的故事，如果我们有一个情怀，我们就能够去理解。如果我们能从自己的一个狭小的世界里面去观望别人的生活，我们就能够理解。或许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但我们假装忘记。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种勇气，有一种能力去面对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或许有时候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生活，面对这样的电影，这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
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奉节的人，他们把找工作叫做讨活路一样，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勇气迎接我们所有的一切，找工作当然是讨一个活路。他们不麻木，他们乐观。我觉得在我拍摄电影的时候体内又开始有一种血性逐渐地感染了自己，燃烧了自己，就会觉得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自己。
接着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女主角赵涛，跟我合作过几次的女演员，演一个没有婚姻生活的女性，拍到她跟丈夫做决定的前一夜。原来剧本就写她是一个人，打磕睡、迷迷糊糊不知道在做什么。我就用一个纪录片的方式，我就让演员坐那儿拍。演员拍了一个多小时，真地坐得很困，很烦燥，慢慢入睡。拍完之后我准备收工，赵涛讲，导演你看墙上有一个电扇，分手这样一个巨大的决定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下，内心那种躁动不安，那种反反复复是不是可以通过让我来吹电扇把四川的潮湿闷热，把内心的焦灼演出来。我们就拍她吹电扇，她像在舞蹈一样，拍完之后我觉得是一个普通人的舞蹈，是一个凡人的舞蹈。任何一个街上匆匆走过的女性，她们都有她们的美丽，我觉得也通过演员的一个创造拍到了这种美丽。
之后就是在电影里面来来往往、分分合合的人，阴晴不定的天气。一直拍一直拍，拍完之后当我们再从奉节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整个摄制组都不适应北京的生活。那么高的人群密度，那么匆忙的生活，那样的一个快节奏，好像把特别多的美好，特别多的人情，特别多的回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