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丽”(英语“only”的日文发音)。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女下贱道德沦丧么?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存款冻结”是日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行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入银行而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用,这一冻结,就是两年半,而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冻结存款,使慰安女们顿时陷入衣食无着的绝境,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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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布料作的连衣裙,必须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美国森村诚一的作品《人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潘潘”和“安丽”的命运,也许,还有人记得那首《草帽歌》
廖季威上校访谈录
廖季威上校访谈录
我非常有幸,采访到(日本投降后,应盟军:“中国作为战胜国应该派遣五万占领军驻在日本国”的命令,曾经作为中国驻在日本占领军先遣队的)廖季威上校。
我特别请廖季威先生谈了日本投降以后,他作为中国占领军驻在日本国的印象。
廖季威先生是个非常沉得住气的人,他城府深、不露声色、不紧不慢、不温不火。
廖先生自我介绍,他1933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6年回国。随即,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搞研究工作。他说,他们研究报告要常常进呈蒋介石、何应钦等高级将领参阅。我自己悄悄观察,廖先生虽然年轻时认真、严谨。但是,现在,毕竟是岁月不饶人;记忆力衰退,百密一疏,难免有发生张冠李戴的情景。
但是,他这样的**抗战将士的独特经历,真是百万分之一才有,实在是弥足珍贵。
廖季威先生看我一边提问、一边记录,就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上校军衔的参谋,你这样记录,再发表,我还担心你曲解了我的意思呢。这样,我给你写下来,错了算我的如何?”
我一听,乐了。心想:“采访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不但详细、翔实,还省事。”
日本投降后,中国驻在日本国占领军先遣队廖季威先生这样回忆:
(应笔者邀请,此文,为廖季威先生为本人亲笔所写。笔者只是照本宣科,文字录入。另外,照片为笔者所加。照片来源:日本国出版《一亿人的昭和史》中翻拍。)
廖季威先生这样写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国按照《波茨坦公告》决定,派遣“驻日占领军”和组成“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监督日本消灭一切制造战争的工业体系,彻底清除军国主义的残余,惩办战争罪犯,归还掠夺的土地,物资,赔偿受害国的损失,建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等等。
当时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参加盟国对日的管制工作。笔者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指派出国,为驻日占领军先遣官,后调任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第一组(军事组)上校参谋。从1946年至1948年在日本工作3年。现根据当时我所了解到的日本战败后的混乱、萧条,日本人民的痛苦,盟军对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