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丽”（英语“only”的日文发音）。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女下贱道德沦丧么？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存款冻结”是日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行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入银行而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用，这一冻结，就是两年半，而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冻结存款，使慰安女们顿时陷入衣食无着的绝境，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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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布料作的连衣裙，必须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美国森村诚一的作品《人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潘潘”和“安丽”的命运，也许，还有人记得那首《草帽歌》
廖季威上校访谈录
廖季威上校访谈录
我非常有幸，采访到（日本投降后，应盟军：“中国作为战胜国应该派遣五万占领军驻在日本国”的命令，曾经作为中国驻在日本占领军先遣队的）廖季威上校。
我特别请廖季威先生谈了日本投降以后，他作为中国占领军驻在日本国的印象。
廖季威先生是个非常沉得住气的人，他城府深、不露声色、不紧不慢、不温不火。
廖先生自我介绍，他1933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6年回国。随即，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搞研究工作。他说，他们研究报告要常常进呈蒋介石、何应钦等高级将领参阅。我自己悄悄观察，廖先生虽然年轻时认真、严谨。但是，现在，毕竟是岁月不饶人；记忆力衰退，百密一疏，难免有发生张冠李戴的情景。
但是，他这样的**抗战将士的独特经历，真是百万分之一才有，实在是弥足珍贵。
廖季威先生看我一边提问、一边记录，就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上校军衔的参谋，你这样记录，再发表，我还担心你曲解了我的意思呢。这样，我给你写下来，错了算我的如何？”
我一听，乐了。心想：“采访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不但详细、翔实，还省事。”
日本投降后，中国驻在日本国占领军先遣队廖季威先生这样回忆：
（应笔者邀请，此文，为廖季威先生为本人亲笔所写。笔者只是照本宣科，文字录入。另外，照片为笔者所加。照片来源：日本国出版《一亿人的昭和史》中翻拍。）
廖季威先生这样写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国按照《波茨坦公告》决定，派遣“驻日占领军”和组成“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监督日本消灭一切制造战争的工业体系，彻底清除军国主义的残余，惩办战争罪犯，归还掠夺的土地，物资，赔偿受害国的损失，建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等等。
当时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参加盟国对日的管制工作。笔者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指派出国，为驻日占领军先遣官，后调任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第一组（军事组）上校参谋。从1946年至1948年在日本工作3年。现根据当时我所了解到的日本战败后的混乱、萧条，日本人民的痛苦，盟军对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