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时,政委还纠正他,但两人仍显得很和谐。
政委给我们谈了很多。他首先埋怨文艺工作者对工兵平凡的劳动不感兴趣,因而使工兵未能得到应有的荣誉。接着,又要求我写如下的一个主题:即战士的婚姻问题。他说他们部队战士结婚和订婚的约占半数,但每连都发生了六七件女方来信要求解除婚约及离婚的事。他要求我写一个东西来教育妇女。教导员也给我拿出来一封法院的来信,代为征求一个战士是否愿和其未婚妻解除婚约。战士看了很生气,写了一封回信表示同意,但写了又后悔了。这问题确实很复杂。一方面,妇女本身可能有受压迫和婚姻不合理的情形,但也确实存在着妇女觉悟不高的情形。这是战士的切身利益。无疑,应当保卫�
以后,我们又谈了一些中国封建意识的存留问题,这是在吃饭中一件事引起的。有两个女同志,很想看我们,但又不敢进来,我说不要害臊进来吧,给她伸过手去,她俩忸怩得很。政委给我说,他为了和封建意识作战,首先批评跟他去检查工作的女同志,不跟连长握手。女的下连,他也嘱咐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要和战士通信,可是女的到了连里,给战士开座谈会,一会儿走一个,一会儿走一个,慢慢走得剩了一个,像怕被老虎吃掉一样地溜跑了。听到这里,大家哈哈大笑。后来,通信总是通了,可是来信是“第七班”,而回信也是三个同去的女同志共同的签名。政委在营干集中的时候,强迫女的教跳舞,脸都红着往外跑,团长、政委就说:“回来,我管不了你们!”这样逐渐才好了些。
由此可见,一个女同志是多么难。
教导员也说,要不是政委,过去谁给女同志说一句话。她们来了,谁也不理。
晚上,和团长、政委谈了一会儿与洪水作斗争及工兵的心理。他们在九时才走的。
他们真是热情,他们俩都很想写作。我给他们鼓了气,并约定他们在明年三月寄给《解放军文艺》。
晚上,飞机来了三四批,对附近轰炸甚烈,栗里的确是敌机封锁的重点。
今天去取的定时弹没有了,并不是上面炸下面未炸,而是未炸,竟成了笑话。
十二月二十三日
今日晨,与团里两个女同志扯谈。一个是十九岁的收音员刘昭琳,一个是文教刘为莲。刘昭琳,湖北人,一九四九年入伍,是青年团员。脸孔红得鲜明,眼睛又黑又亮,从眼睛看来是一个聪明人。另一个则不很健康。我特别问了她们是如何战胜封建意识的惯性来进行锻炼的。从她们谈话中得知,她们在开始下连前是有些害怕的。为了教歌子,关起门来练习打拍子,因为教歌子不能不在战士的面前呀。直至下了连队,正如政委所谈过的那样,那里的人群正在谈笑,一去便鸦雀无声了。跟战士们在一块吃饭,战士们给她们另外打一小盘菜。后来说一定在一块吃,开始还有人陪着,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女的。干部更严重,她们一来,有的躲出去,有几个在那里还搭讪几句。如果是一个人在那里,则早早就跑了。她们本身也是这样,特别对干部,则坚决避免一个人与干部谈话。这真是多么奇特。我问她们是否因此而感觉懊恼,她们认为是这样。特别是到了团里,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只有看看书,什么话也插不进去,孤寂得很。她们看了苏联电影《女拖拉机手》时说,你看人家多好。在女同志之间也是这样,尽力表现自己的正派。如果哪一个与男同志多谈了话,则将遭到所有女同志的不齿。即使同你说话,也是为了敷衍。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男子群中无数个张三李四,一个女同志要保持的关系完全都是四两,即使超过半两也不行。可是女同志也真有这种本领,竟然真能够做到这样,不知背地里费了多少心血。
后来,她们在“艰苦奋斗”中,与战士们熟悉了。能够达到一个班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