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倒不长,我被带到另一个地方,除下蒙在脸上的衣服,我发现眼前站着几个我班的对立派同学,其中有李主庆。李是调干学生,比我年长得多,一向像兄长般对我友好。他说要和我聊聊,我回答说,我不想以俘虏的身份聊,要聊以后再聊。话音刚落,那两个押我来的外系学生怒不可遏,举手就要揍我,被李劝阻了。李依然对我友好,带着沉默的我穿过校园,把我送出了校门。刚回到楼里,我班一个在井冈山总部任职的同学立刻跑来慰问我了。原来,总部对新北大的电话实施监听,听到了抓我的那伙人与我班新北大人之间的通话,已经了解全部经过。他免不了要对我的英勇表现夸奖一番,并且告诉我,因为我班那些人的求情,我才免遭更多的折磨。
其实,我的勇敢完全不是因为忠于井冈山,而只是在受侮辱时的自然反应。当时,守在困楼里的人大多是铁杆分子,也有的是觉得好玩,积极参与拼长矛和打弹弓的战斗,而我连弹弓的胶带也没有摸过,更不用说拼长矛了。人们困在楼里,除了武斗便无事可做,天天聚在一起打扑克或聊天,我对这种环境也已经十分厌烦。因此,在被抓以后,有一位同学建议我住到地质学院去,我就乐意地接受了。当时北京高校的学生组织分成天派和地派两大派,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而地质东方红是地派的大本营,因此很乐于收留地派的难民。我住在那里的一间学生寝室里,和那些心地单纯的工科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蜗居困楼和避难地质学院期间,我真正不能忘怀的只是一件事,就是郭世英之死。为了发散心中的哀痛,我别无途径,仍然只能写诗。在那些日子里,我写了三十五首诗,结集为《哀歌》,保存下来了。我写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一个声音,我请它不要躲避我,因为已死的活人并不害怕复活的鬼魂。我还写我爱诗,对诗句却毫无兴趣,唯有诗人表达不了痛苦的滋味,我最是熟悉。这些都是当时的真实感觉。世英死后的两个月里,我很少去郭家了,以前去都是和世英玩,他不在了,我又是那样拘谨的性格,再去未免尴尬。但是,我心中真是惦念那一家人,便在6月的一天给郭平英写了一封信,开始了我们之间的通信。在当时的情境中,我们只能用一些革命的豪言壮语来振作自己,而真正的悲痛又是任何语言无法表达的。平英对此比较清醒,不愿意再说空话,便在一封信里提出要求,让我写一写世英在北大时的事情,那是她很不清楚的。于是,我趴在地质学院避难所的床铺上一气写了四天,小32开的纸写了四十二页,寄给了她。二十年后,我考研究生回到北京,平英把这一封长信交还给了我。多亏她的提议,我在印象还相当鲜明时写了这些回忆,还多亏她完好地保存了这些纸片。1976年,我在广西时也凭借记忆写了北大期间郭世英的往事,题作《大学第一课》。现在我把这两份文件进行核对,发现出入倒不大,可见那一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当然,还是有些出入的,事过十三年的记忆毕竟要比事过五年的磨损得多些。现在和以后我写郭世英时,手头有了这些文字的依据,不必凭空在事过四十余年的记忆中费力搜索,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二十四、告别北京
大约在7月份,正当武斗相持不下的时候,工人宣传队进驻北大,掌握一切权力。这个举措等于把两派学生组织都给解散了,从而一下子结束了武斗。事实上,学生组织业已完成其使命,即借其冲劲打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谓走资派,继续存在下去只会制造麻烦,因此理应让它们退出历史舞台了。所有学生都奉命回到了学校,作为毕业班,我们的任务是马上做鉴定,迅速离校。六一届的学生在当月就草草打发走了,我们六二届也要在一两个月内走人。去向已定,主要是外省的农村,大城市一个不留。
经过两年的折腾,重新坐到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