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许多人。她把光盘带来让我听，朗诵得真好，自然的声音，饱含真实的感情，我仿佛不是在听自己的作品，那些话语好像是从另一个灵魂中发出，并且使我感动。大洋彼岸一位女士给我发电子信，说她最欣赏我对那些看不见的事物的“看见”和那种低调的执著，我心中叹为知音。在一次活动中，偶遇江铸久、芮乃伟围棋九段，先生把太太介绍给我，落落大方地说：“她很喜欢你的书，自己不好意思跟你说。”我与这一对高智商但又极其质朴的夫妇从此成了好朋友。经常有人揶揄说，我的书独受女性青睐。大学里曾经流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我的确拥有一大批热心的女读者，对此我只感到愉快，丝毫不觉得难为情。我揣测，女性之所以喜欢我的书，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我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谁不喜欢听中肯的恭维呀。第二，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活，容易与我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然而，我知道，我不只拥有女性读者，确确实实还拥有许多忠实的男性读者。前不久，一个公司老总，身材魁梧，性格粗犷，一米八几的个子开一辆大三菱，在不惑之年突然迷上了我的书，那样天真地向我坦言，他从此才开始思考人生。不过，我无须在这里举证了，如有必要，自会有各界男士为我作证的。我常常遇见一些政界和企业界人士，他们在学生时代都曾经喜欢我的书，现在已走上关键的岗位。当他们向我叙述自己的阅读史时，我心中既感动又深感欣慰。
我的作品为我在专业范围之外赢得了广大读者，同时也使我在一些专业人士那里遭到了不务正业的讥评。好在我对此不太在意，当我做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别人的褒贬是不重要的。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正业副业之分，凡是出自内心需要而做的事情都是我的正业。若一定要说专业才是正业，那么，我的专业是哲学，而我所写的多数作品完全没有离开哲学的范畴。在我的散文中，我的思考和写作始终围绕着那些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例如生命的意义、死亡、时间与自我、爱与孤独、苦难与幸福、灵魂与超越等。在现代商业化社会里，这些问题由于被遗忘而变得愈发尖锐，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我想，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的作品才会获得比较广泛的共鸣。我不过是在用文学的方式谈哲学，如果认为哲学只能有学术论著一种表达方式，是对哲学史的无知，只要提一下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尼采甚至柏拉图就可以了。从读者的接受来说，这么多人通过我的作品领略了哲学的魅力，走近了哲学，这使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所做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哲学事业。读者看重的显然主要是我的作品的哲学内涵，而非文学的技巧。我不得不克服我的羞耻心提及这个事实：人们普遍把我看作中国当今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指责这样一个哲学家不务哲学之正业，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吧。
我丝毫不低估学术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对踏实地做着这种工作并且取得了成绩的同行怀有敬意。就我自己而言，我不愿意做所谓纯学术研究，而宁愿以我的方式把学术工作纳入我的精神探索的整体轨道。九十年代以来，我的确甚少出版学术专著，在《尼采与形而上学》（1990）之后，直到1995年，为了应付与人合作的一个课题，才又花了半年时间啃胡塞尔和伽达默尔的著作，就他们的意义理论写了若干篇论文。我极其耐心地在胡塞尔的哲学迷宫里摸索，跟随他一步步探寻意义的源头，终于弄明白了迷宫的路径，发现它其实是一条并不能通向源头的死胡同。九十年代末，我先后在瑞士Sils…Maria和德国海德堡的两个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讨论一个长期盘旋在我头脑中的问题，即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接受问题，我的观点使与会的学者们大为吃惊。我由尼采在中国的接受史发现，西方哲学一旦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