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与我、越胜、友渔在同一研究室。他乍来就和我们商量,要办人文丛书。我和越胜原是散淡之人,友渔虽有抱负但好像缺少实际操作能力,经他一鼓动,也都欣然赞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那个年头的气氛实在非同寻常,一年之内,我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印了十五万册,陈宣良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印了十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印了五万册。尼采还好说,后两种书那么难懂,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当然,赶时髦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大面积地撒下种子,没准有几颗会发芽。当时出版的译著,有一些是译者已经开译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编委会策划的。无论如何,甘阳率先组织大规模出版国外现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名著,显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没。编委会的这一批家伙个个自命不凡,没有甘阳照样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当推甘阳。
编委会有一个无形的核心组,我们室的四个人都在内,因而也包括我。其实我做的事很少,仅审校过两部译稿。我只是觉得这伙人可爱,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气,因而乐于参与。在我眼中,甘阳也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一喝醉就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没有料到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起因也是甘阳醉酒。有一天,他酒后大骂:“还不是老子养活了你们,不想干,都给我滚!”在场的是他任命的两位副主编,其中一位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到处发牢骚。嘉映闻讯,议论了一番,话传到甘阳耳中,他暴跳如雷,写了一纸公开信,说有克格勃算计他。在此之后,嘉映开始筹划拉出来自己干,也动员到了我头上。对于甘阳的意见集中在一点上,就是独断专行,并且搞夫妻店。酷爱英国式民主的友渔在这种问题上的立场不可能含糊,必捍卫他的原则。他还告诉我一个发现:北京学界三大势力都是夫妻店。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于是由我出面,希望甘阳接受民主制。我特别傻,自作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因为甘阳打算办人文学院,我便建议人文学院院长通过选举产生,再由院长任命编委会主编。我心想,甘阳众望所归,必当选无疑,一定愿意接受这个方案。那天在研究室里,我们四人都在场,听完我的话,甘阳脸色大变,沉吟半晌,说:“你们让我光荣退休好不好,何必用这种方式把我罢免?”
几天后,在越胜家举行核心会议,甘阳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