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制作了一本很像样的新相册,把它们安顿好。可惜的是,在文革中,相册里的绝大部分照片,由于父亲穿长衫和母亲穿旗袍,怕有“四旧”的嫌疑,都被我的妹妹烧掉了。
在进新新公司之前,父亲有一个穷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按照他的叙述,他三岁丧父,全家的生计主要靠比他大十多岁的大哥做工维持,他的母亲也做些织花边的零活贴补家用。十四岁时,他进一个周姓本家开的米店当了五年学徒,接着在天蟾舞台当了几个月售票员。在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父亲经常念叨那一段苦日子,藉此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现在我忽然想到,他这样做不只是在教育我们,也是在开导他自己,因为在离开新新公司之后,一方面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子女在增多和长大,家里的生活明显变得困难,完全不能和新新公司时期相比,有必要向前追溯一个更低的参照标准。解放后,父亲调到税务局工作,没几年就下放了,先后在几家菜场当支部书记。他是解放初入党的,这一资历并未给他带来半点官运,他终老于基层干部的岗位。他自己对此倒没有怨言,工作得很投入,我很少见他闲在家里。二三十年间,他的工资一成不变地永远是七十四元,这一点钱要养活一家七口,其拮据可想而知。不过当时我并不觉得苦,饭总能吃饱的,只是当餐桌上有红烧肉时,几个孩子的眼睛不免会紧盯着别人的筷子。
我的母亲比父亲年长两岁,年轻时曾在药厂做工,生下我的姐姐后就退职了。在我的早年印象中,她似乎生来是一个母亲,她的全部职责就是养育五个孩子。事实上,在我们自立之前,她的确永远在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忙碌。有一次,我在老相册中翻到四幅照片,是同一个美丽时髦女人的相片,有周曼华的亲笔签名。问母亲才知道,这位与周璇齐名的大影星曾是母亲的结拜姐妹,当时她们都住在钱家塘(后来的陕西北路)一带,经常在一起玩。这一发现令我非常吃惊,使我意识到母亲并非生来是为子女操劳的家庭妇女,她也有过花样年华。在我妹妹烧照片的革命行动中,周曼华的玉照当然没有幸免的可能。
母亲生性安静,总是勤勉而无声地做着家务,完全不像一般家庭妇女那样爱唠叨。父亲每个月把工资交给她,一家的生计安排就落到了她的肩上。她很会安排,譬如说,每逢中秋,我们家是买不起月饼的,但她一定会自制一批月饼,也很香酥可口。幼小年纪的我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母亲的照料,哪里能体察她心中的压力。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家里笼罩着异样的气氛。父亲不在家,母亲躺在床上,地板上一只木盆里盛满血水,邻居们聚在屋子里外议论着什么。三岁的小弟弟悄悄告诉我:妈妈生了个死孩子,是女的。五岁的大弟弟补充说:手还没有长成呢,爸爸用一只大铲子运走,丢到专门放死孩子的地方去了。我听见一个邻居在劝慰母亲,而母亲回答说:“死了还好些,活的还不允许把她弄死呢。”我默默听着,惊诧于母亲的悲苦和狠心,突然感觉到了小屋里笼罩着贫困的阴影。曾几何时,也是在这间小屋里,母亲在这同一只木盆里洗衣服,她的年轻的脸沐浴在阳光中,对着我灿烂地笑,这样甜美的情景仿佛遥远得不可追寻了。除了最小的妹妹外,我有一个弟弟也是夭折的。据母亲说,他比我小一岁,生下后几天就死了。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无数次地怀念这个我对之毫无印象的弟弟,因为他与我年龄最接近,我便想象他如果活了下来,一定会是我的知己,于是为失去他而格外伤心。
虽然生活比较窘困,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仍是十分和睦的,我从未看见他们吵架。他们会为日常开支烦恼,但从来不曾抱怨命运。量入为出,精打细算,他们把这样的生活方式视为天经地义。也许当时多数人家都是这样过日子的,所以并不显得难以忍受。童年的家境使我习惯了过节俭的生活,在以